世上已流传着许多已婚前辈的故事，那么不婚前辈的故事又在哪呢？翻开《ＳＯＬＯ女子图鉴》这本书，四十多岁不婚的我所迫切需要的字句如潮水般涌现。全国各地，许多不婚前辈们已经先经历过我的烦恼了，她们在生活中直面挑战，努力开创新的关系、新的模式、新的世界，很感谢这本书能把她们真实的声音汇集起来。我们都是独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然后独自或与他人一起度过一段时光，最后再独自一人离开。孤独、照顾、生计、养老、死亡，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而面对这些问题的方式构成了各自的人生。没想到听了她们的故事竟让我感到如此安心，单身的我们终究并非一个人。生命的答案并非固定，放下无谓的恐惧，现在是时候想像不一样的未来了。 ──金荷娜（김하나，《两个女人住一起：非关爱情的同居时代》［여자 둘이 살고 있습니다］作者）
我们都是独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然后独自或与他人一起度过一段时光，最后再独自一人离开。孤独、照顾、生计、养老、死亡，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而面对这些问题的方式构成了各自的人生。没想到听了她们的故事竟让我感到如此安心，单身的我们终究并非一个人。生命的答案并非固定，放下无谓的恐惧，现在是时候想像不一样的未来了。
社会上的人们，在必须表现得平凡与普通的强烈压力下，很容易陷入非自愿的关系中。由毕业、就业、结婚、生育所构成的社会时间表窄化了生命的空间，限缩了我们的想像。
就像世间的好故事不只一种，世上唯一“最深刻、最有价值的经历”也不存在。即使某些人相信某个特定经验最有意义，他们也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相同程度与深度。就像歌手李素罗（이소라）在歌曲中所唱到的“关于回忆，写下的都不同”一样，即使有相同的经历，对于感受、记忆与领悟，每个人“写下的都不同”。此外，韩国社会不仅不把单亲妈妈视为了解“生命最深层价值”的完整成人，还对单亲妈妈充满非议与轻视。由此可见，把生命价值和生育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不过只是传统家庭意识型态的虚伪产物罢了。
我并不认为人生中某些情况下短暂拥有的亲密感是肤浅的，与许多人拥有这种短暂的亲密时刻，这不也是人生的一种方式吗？”每个人对亲密感的需求都不一样，“亲密感就好像食欲一样。”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最低需求量，但关于想要怎样的亲密感，会根据每个人个性与经验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模样与总量也都不一样。“有些人对亲密感的需求很大，如果结过婚或体验过浪漫爱情的亲密关系，他们可能会因此感受到想念与匮乏等感受。然而我从来就没有渴望过那种亲密感，所以不懂那种生活。我所需要的亲密感是透过原生家庭与朋友来满足的。我不会对不曾经历过的关系感到遗憾，所以我好像对浪漫的亲密感没什么欲望。我的衣柜里有属于我风格的衣服，对于那些我没穿过的衣服，我完全不会去想：『早知道我年轻一岁时就穿迷你裙了。』”
并不是要生孩子才能成为大人，而是要从父母身上独立出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尊重他人，懂得如何建立关系，这样才能成为大人。
结构上的单身歧视勉强支撑着古老而陈旧的信念，这个信念把结婚生子设定为社会标准，认为人类的幸福只能透过这个标准途径来实现。
哈哈哈哈，阳刚之气，好喜欢作者的阴阳怪气，笑死了
Aging Solo，但这本书的讨论范围并不包括他们，后来我也停止寻求男性受访者了。因为韩国社会深受父权制度影响，男性不婚对他们的阳刚之气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不婚男性的经验与女性大不相同。因为男女所感到迫切的生命课题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很难将两者的经历概括在同一个故事上。
我们也能从调查中确认不婚女性生活满意度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的趋势，ＫＢ金融经营研究所出版的〈二○二○年韩国单人户报告〉（2020 한국 １인 가구 보고서）写道：“过去的调查显示，随年龄增长，以单人户方式生活的意愿呈下降趋势。然而，在二○二○年的调查中发现，女性的状况不同于男性，即使年龄增长，女性以单人户模式生活的意愿几乎没有改变。
没组建家庭的男性不仅在主观的生活品质方面会下降，在与群体连结的程度方面也会降低。这表示女性的牺牲与支持对男性来说非常重要，家庭这种首要社会关系作为“关系资源”对男性而言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相反地，女性扮演妻子与母亲角色的压力，往往会成为社会参与的阻碍。
我想说明本书使用“Aging Solo”这个词的原因。“Aging Solo”顾名思义是“独自上年纪的状态”，若要指称人的话应该用“Solo Ager”（单身老去的人），但这本书中对人也使用了“Aging Solo”一词。这个选词是考虑到韩国国内习惯用“Solo”来指独自生活的人﹔而在美国，原本大家习惯称独居的人为“Single”，但“Single”会给人不完整的感觉，后来兴起了一项将选择独自生活的人称为“Solo”的运动，以表达即便是一个人也是完整的人
Aging Solo 与其他所有已婚者一样，也各自以不同方式过着丰富的生活，同时肩负着各自的困难与必须解决的课题。不用劝谁，也不用怪谁，独自生活只是多样的生活方式之一。我写这本书想实现的愿望之一，就是希望 Aging Solo 看起来不再特殊，而是平凡而自然的存在。
刚开始写这本书时，一位二十多岁的不婚女性对我说的话似乎就是出于这样的猜测。她说她对于“独自生活”到老感到好奇，如果能将其出版成书那就太好了。“我从来没想过，中年以上的不婚女性会主动选择不婚。”我被她的这番话吓到，问她为何会这样想。她表示自己的猜想是，中年女性应该是因为能力很强而独自生活，或是别无选择。可能是为了成功而埋头苦干，靠努力收获的财力与社会地位而不婚，或是因为某种缺陷而独自生活。
做某些事，才是选择，比如结婚，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比如选择午饭吃什么，这是需要付出努力做选择，而不吃则是不用付出努力。
社会上的人们，在必须表现得平凡与普通的强烈压力下，很容易陷入非自愿的关系中。由毕业、就业、结婚、生育所构成的社会时间表窄化了生命的空间，限缩了我们的想像。
长期以来，所有制度与产业都把结婚、组建家庭视为完全成年的唯一方式，并且赋予这件事绝对的价值，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很难想像出新的生活方式。或许也正因如此，若有人不遵循这条单一路径，往往就会被认定为有某些缺陷或原因。
离婚后，我得以回顾我长期身处的制度与生活，对于脱离主流生活，以及社会少数群体被凭空贴上污名标签的不公平误会，我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还学会了不以表象断定他人，也尽量不随意揣测别人的内心。
不管别人怎么看，多亏了我“没老公、没儿女”而没有被绑住，我得以多次独自长途旅行，也因此才能体验新的冒险。我所累积的宝贵经验，都是离开了安稳工作进入陌生领域才能经历到的。当然，就算有家庭，这些体验也并非不可能，但在做人生重要决策时，单身的人可以只考虑自己，因此更容易将想法付诸行动。在强调家庭观念的社会里，我无法形容长时间独自生活的经验是非常光明、温暖的。然而，这段经历也扩展了我对世界、对他人的理解。离婚后，我得以回顾我长期身处的制度与生活，对于脱离主流生活，以及社会少数群体被凭空贴上污名标签的不公平误会，我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还学会了不以表象断定他人，也尽量不随意揣测别人的内心。
尽管在生活中仍经常感到动摇与困惑，但随着年龄增长，处理问题的品格与智慧也增加了，不会像年轻时那么痛苦了。总之，我与同龄已婚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平平淡淡地经营着我的生活，与十多年前前辈所担忧的不同，我并没有毁掉自己的人生。
“困难的事就和以前一样，也许现在难点还更多了，但面对这些困难的我已经不一样了。现在不管再怎么累，我知道这已经是谷底了，只要稍微走一下就能往上爬，应该就是这样才产生忍耐的力量吧？努力接受现实，过度反应和过度解读的情况好像就比以前少了，我学会设定现实的目标，不执着于人脉与关系网，并专注在对我来说很宝贵的关系上。”对于一直在工作的单身者而言，中年是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时候。
工作了六年存了一笔钱，在三十一岁时出国留学。由于没有必须负责的一段关系，我才能爽快地做出决定。四十到五十多岁时，我每隔几年就选择辞职跳槽，但不论我冒着什么风险，受影响的都只有我自己，所以做决定并不难。有些人会说我的选择很有勇气，然而这并非勇气，而是我没有阻碍。当然，我也没有能照顾与带领我的依靠对象。”她表示单身的优点是：“因为做出单身的决定，才能走到『现在这里』，让我能自由探索新世界。”
“我的目的是回顾这六十年来的人生，并让自己思考未来十年要如何过。我可能不太了解真实的自己，因为想知道我是怎样的人、身处在怎样的关系网络中，才进行了这个计划，自己坐在那里默默想是不会有答案的。我认为越是过着不同于一般人生轨迹的生活，就越需要透过旅行或活动来进行自我总结，进而训练用陌生的视角来看自己。”
我也这么想，我确实喜欢工作，也的确一直都过着过劳的生活，但却从未想过工作就是我的全部，除了工作以外什么都不重要的人生，这种生活光想像就很可怕。为何独自生活呢？不知不觉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的情况是，我对婚姻不再抱有浪漫的期待，谈了几次恋爱也没有朝着再度进入婚姻制度的方向发展。我至少有能力自理，也知道我绝对需要独自生活的时间与空间。虽然也有时候会内心动摇并产生危机意识，怀疑是否能这样生活，但这不足以改变生活的优先顺序。虽然我也知道有外界的忧虑和非难，有时甚至是敌意的目光，但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很自然。而我遇到的 Aging Solo 也跟我差不多，大多数的人都表示“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不婚族了。这不代表我们是漫不经心，活着活着就成了这个样子，而是不婚并非是一种赌上人生的重大决定或悲壮选择，是在自身价值观和生活的背景下，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
自由作家吴熙珍（오희진，五十二岁）和我一样，离婚后不想回到婚姻制度中，因此选择了独自生活。“满三十岁离婚后，我独自生活了二十多年。婚姻生活我已经历过一次，对此已经没有好奇心，我了解到人与人间的忠诚与奉献跟制度的束缚无关。对我而言，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并维持这个空间是最重要的。即便遇到好对象，我也不想二十四小时共处同一个空间，而是想分开生活，只要周末一起过就好。”
每次思考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都会考虑自己的工作、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人等，但婚姻问题并不包含在其中。
从未考虑踏入婚姻也有些人完全对婚姻不感兴趣，她们觉得婚姻既不是选项，也不需要为婚姻制度感到愤怒。奇怪的是，她们都是一九七○年代出生的人。
宋美英说：“我不是选择不婚，而是没选择结婚。”“大家都说结婚是基本，而不婚才是选择，但不应该是倒过来吗？要做某件事才是选择吧。我不是选择不婚，而是从小到大压根就没想过要结婚，就一直维持这个状态罢了。在人称适婚年龄的年纪时，我辞职并重新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后来考进药学院。那段经历可能也对我有所影响，同龄人结婚时我也没想过『我是否该结婚了』。”
当被问到选择不婚的理由，朴真英摇头说道：“与其说选择不婚，不如说我从未为结婚努力过。”“我的朋友们十个人就活出十种完全不同的样子，有像我这样没结婚的人、婚后没生小孩的人、离婚后有孩子的人、领养孩子的人、和年纪小很多的男性同居的人，还有同性情侣等。因此，大家的生活过得不一样也是很自然的，大家都各自随心所欲地生活，并不觉得不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自由接案的活动企画李珠元（이주원，四十八岁），也是几乎从未考虑结婚的 Aging Solo。“岁数到三字头中段考虑回乡发展时，我有点害怕自己一人回去，觉得自己也许需要个安全网，所以一度『功能性地』想过结婚的事。但当我放弃回乡后，这种心情也消失了。我认为生活型态能不断改变，可以独居、可以同居、可以和朋友一起住，也可以几个人聚在一起组一个共同体。生活就是如此有弹性，在我眼里，把人分成已婚的人和不结婚的人来看是很奇怪的，这种分法似乎还是把不婚当作不完整的状态。”
一九七○年以后出生，在一九九○年代接受大学教育并度过二十几岁人生的Ｘ世代女性，经历学历通膨现象、国外旅行、语言进修等洗礼，是全身性接受个人主义到来的自由主义第一代
“我问女儿为什么不婚，她长叹一口气说：『因为妳是我妈我才原谅妳喔，妳不能问这种问题。』实在很尴尬。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谈这件事，女儿表示 #MeToo 事件＊、网路性犯罪、厌女现象和政治圈的性别分裂情况等影响很大。听说在我女儿的系上，男女之间几乎都不说话。”
无论是把不婚当作政治观点的人，还是因选择适合自身生活方式而偶然成为不婚者的人，他们选择不婚的基础背后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认为不会因为制度上和他人的人生绑在一起，而让自己过得更幸福。随着在都市独居变得更容易、从各种网络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变得更发达，比起僵化的结婚制度，选择只为自己而活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不婚的独居人口增加是全球性的现象，不只在美国、欧洲，在亚洲、南美、中东、非洲等地的独居人口也在增加。
独居人口增加的趋势，几乎影响了所有社会群体与个人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是否充分理解这个趋势呢？还是我们被规范家庭的生硬框架、对独自生活的陈旧观念蒙蔽了双眼，无法直接面对现实，只把它视为一种“问题”呢？
以前有很多情况是，因为不想让自己活得跟妈妈一样而决定不婚，但最后却不得不结，然而现在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改变，这件事对于选择不结婚的影响也很大。
“二十多岁时，我曾和学姐、朋友们共组不婚共同体的聚会。关于女性在家庭中的生活，我有很多的愤怒。从小就经常听到要我照顾弟弟、去洗碗之类的话，不管年轻与否，女性负责照顾是理所当然的事，对此我非常反感。结婚的话更是如此，对未来生活的模样我已经能看得一清二楚了，我不喜欢这样，也没有自信承受。婚姻不是个人对个人的关系，而是要成为一个连婆家家人都要照顾到的角色，这点让我压力很大。”
郑世妍表示，自己长期在国外生活的期间“对韩国社会的性别歧视与父权制更加愤怒”，因此选择了不婚。“很小的时候，只是觉得传统婚姻中女性的地位有点奇怪，却对此不太感兴趣。....
女性的子宫有如公共财，个人的生育行为好像成了公共义务一样。
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断定的发言!
正如作家蕾贝嘉．索尼特（Rebecca Solnit）在《女性总是被问相同问题》（The Mother of All Questions）中所说的，这些问题来自于一个想法：“假设世上只有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就像为整个物种服务的电梯一样，一定要结婚、繁殖、接受男人、生育孩子。”这种问题是“站在提问者的立场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封闭性提问，“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断定的发言”。“这种话是在对我们这些将自己视为个体，并认为自己可以开创自己道路的人断言我们是错的。”如此有害的断定式发言常见的变体可能是，“生孩子才能成为真正的大人”这句话。然而，现实中有很多血淋淋的例子是，有些人即便有了好几个孩子，别说变成熟...
并不是要生孩子才能成为大人，而是要从父母身上独立出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尊重他人，懂得如何建立关系，这样才能成为大人。
“因为没有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经验，所以我有时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因为过得太轻松而不知道人生的真谛。我觉得可能要把自己融入到某些事情中，感受人生的苦涩，这样才能透过反思领悟到些什么；但我一直过着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也许错过了那些体验。”金智贤也形容了类似的情感，她说：“如果用游戏来比喻的话，感觉就像在第一关里一直拿满分。”“觉得自己进不了第二关，就好像永远在第一关不断累积分数。结婚、生育就像人生的阶段关卡。无论是游戏关卡还是人生的阶段...
“当有人问我是否能为一个生命负责，放弃至今的生活方式，为孩子牺牲几年的时间，我觉得自己做不到那种程度，所以就放弃了。
然而姜美罗斩钉截铁地表示，那些认为唯有生养孩子才能了解人生最深层价值的论调很可笑。
“有位朋友经历了一些困难，于是朋友们一起去了一趟旅行。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已结婚生子，我们聊了整夜各自的人生故事并抱在一起流泪，一位朋友对我说：『妳真好，只经历了八分之一。』意思是和要照顾双方父母、丈夫、两个孩子的她相比，我的人生只有八分之一。我认为在照顾那么多人的同时，还要挺过人生各种难关是非常困难的事，实在值得尊敬。相反地，我能把八分之一活成百分之百，我的人生也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这无法拿来比较优劣。”
因没生育而感到缺憾的人，以及无感的人都各有自身的理由与情况。前辈对于我缺少“最深、最有价值的经历”表示哀悼，引发了我内心奇妙的波动，过了很久之后我终于能摆脱她的这股哀痛，因为我从生活中切身感受到了，生活的价值与深刻的经历不只有一种而已。
生活的价值与深刻的经历不只有一种而已。
就像世间的好故事不只一种，世上唯一“最深刻、最有价值的经历”也不存在。即使某些人相信某个特定经验最有意义，他们也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相同程度与深度。就像歌手李素罗（이소라）在歌曲中所唱到的“关于回忆，写下的都不同”一样，即使有相同的经历，对于感受、记忆与领悟，每个人“写下的都不同”。此外，韩国社会不仅不把单亲妈妈视为了解“生命最深层价值”的完整成人，还对单亲妈妈充满非议与轻视。由此可见，把生命价值和生育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不过只是传统家庭意识型态的虚伪产物罢了。
谁能完全不去想那些自己没走过的路呢？当我看到妹妹的女儿对妹妹说：“我每天每天都爱妈妈。”并对妹妹绝对信任时，我偶尔也会羡慕她。相反地，我不受家庭捆绑，想走就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妹妹偶尔也会憧憬我这样的自由。无论是谁，如果在某方面得到了满足，那么在另一个方面往往会有所缺失。只有承认自己人生的局限，才能真正对自己生命中独特的拥有而感到满足。 低出生率社会中的不婚女性有时我感觉社会对不生育的女性不仅只有批评，甚至还产生了愤怒的情绪。我曾怀疑是韩国社会破纪录的低出生率现象引发了这种怒火，但事实并非如此。
有些人之所以对不生育女性发火并指责她们很自私，也许是因为感到自己认为的正确世界观受到了侵害吧？某些人相信人们的生活与这个世界就应该要如此，当别人不跟从这种信念并予以拒绝时，他们就会感到愤慨，仿佛自己受侮辱一般。不生育的女性不仅不悲惨孤独，反而还主张自己很幸福，甚至还以部长级的高级公务员候选人身分来参加人事听证会，对此他们觉得忍无可忍。然而与此同时，指责选择不婚就生育的女性是“未婚妈妈”的社会氛围却是依旧。
生育需要男女共同参与，为何只指责女性呢？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指出，生育率高的已开发国家特点是，男性积极参与家务与育儿劳动、社会氛围对职场妈妈友好、政府的家庭政策积极、劳动市场的灵活性、结束育儿后男女就业门槛较低等。
不婚不生女性只是没有自己的孩子而已，并不是对社会漠不关心、只在乎自己的自私存在，通常她们反而更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与其责怪选择不生育的女性自私，不如去指责社会结构让富裕家庭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继承资产，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却缺乏教育机会，且无法摆脱底层社会。
我的人际关系让我不至于从孤独变成孤立，因为有人际关系可以依靠所以没问题。
孤独感和对话交流的人数无关，而是和与人相互理解的程度有关。
对我而言，比起所有人都会经历暂时性孤独，孤独感涌上心头并非是在独自生活的时候，而是和无法对话、交流感情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时刻无论是配偶还是恋人，当最爱的人逐渐变成最不理解自己的人，而自己被困在这段只剩残骸的关系中时，孤独感最为深刻。
然而，现在无论我想一个人待着或想建立关系，都可以自己决定。
读书、散步、养动植物等各种方法能慰借、激励、释放并充实自我。
当聚会与会议安排太紧凑，感觉没有喘息的时间时，我的独处秘诀是告知对方“我有约了”，并请求对方谅解，不去参加聚会或调整约定的时间，而所谓的约会就是我和自己的约会。即便无法避开社交，我每天也至少要有两到三个小时、每周至少要有一天属于自己的时间，否则会无法应付日常的压力，这就是我充电的方式。
在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背景下享受孤独时，往往才是最满意、最有益的。
“我与这个世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同时也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而这独立的程度不至于让我感到疏离。”
“设定属于自己的指标。如果最近感觉心情有点低落，就用设定的指标来检查自己的日常生活。例如，『我几天没洗碗了？』这就是指标与信号。若感知到这种信号就会想：『啊，这种感觉来了，我是不是有点低落了？最近生活过得怎样？』这样轻松回顾一下。重要的是不要想着抓着它、解决它。对我而言，像孤独这类的感受并不是因为『独自一人』才有的感受，而是因为我活着、是因我而生的（不是因为别人而产生），我不认为这是必须解决的课题。因为这不是一项作业，所以也不是必须去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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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大多是暂时的感受，过一段时间就会习惯。虽然刚单身没多久的人会感到孤独，但打从一开始就独自生活的话，就不会感到孤独。而最孤独的人是，与心灵不相通的家人一起生活的老年人。
感觉与我们应该感到亲密的人有隔阂，不仅感觉在社会与家庭背景中得不到支持，还在政治与经济上被排除在外。
诺瑞娜．赫兹解释道，智慧型手机与社群媒体削弱了我们的共鸣沟通能力，这是造就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她研判，如果社会上的孤立感与孤独、受抛弃的感受加深，觉得自己在世上无处容身的人增加，这种情况将成为极右民粹主义发展的土壤。
政府也应当有所作为：
二○一六年，工党议员乔．柯克斯（Jo Cox）因恐怖袭击而丧命，英国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孤独大臣”职位便是受到她的影响。柯克斯把社会边缘阶层的社会孤独问题当作她毕生的课题，在她去世后，英国政府以跨党派的方式成立了“柯克斯孤独委员会”（Jo Cox Commission on Loneliness），与十三个公民团体共同调查英国社会的孤独与社会孤立问题。二○一七年末发表了〈乔．柯克斯孤独问题对策委员会报告〉，讲述生命周期伴随的社会孤独，而后也促成了“孤独大臣”一职的设立。[23]而日本也于二○二一年二月在内阁官房设立了“孤独与孤立事务大臣”，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设立孤独专责部长的国家。同年六月，英国与日本的孤独专责部长进行了线上会谈，并一致表示：“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使孤独问题更加严重。与家人、朋友、邻居等建立『关系』是克服孤独的第一步，两国都将透过政策强力支持这部分。”
找出解决社会孤独、孤立、疏远问题，以及建立关系的方法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事。单人户人口增加为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也是必须关注与应对的事，然而将这两种现象混淆，并认为单身人口增加是社会孤立问题的主要原因，这种想法不仅判断有误，也无法以资料佐证。不管问题为何，不正确的诊断与过度简单化的叙事，对解决问题都不曾有帮助。注
虽然我们可能有些疏远，不算是朋友。即使我们不是很亲密的朋友，她还是答应了
不仅是单纯得不到医疗服务而已，还意味着自己的存在条件在社会上被系统性忽视且不被认可
“需要照顾的人可以加入互助小组，只要有时间就去照顾别人积累积分，当自己需要时，再用积分请别人来照顾自己。虽然彼此不太熟悉，但比起依靠家人或朋友，这种作法好像让人心里更舒坦。现在的我们靠家庭解决所有问题，照顾、情绪支持、经济等，我希望能按功能分类，让照顾在互助的小组中解决，情感上的亲密感则可以在其他小组中解决。因此，我希望依赖和接受帮忙就不再是让人感到自卑或觉得抱歉的事，而是任何人都会做的事。”
朴真英说：“独自生活的人在生病时当然多数时候是一个人，这时就只能全力感受病痛。哪有时间感到孤单啊？”没错，尽全力后难以独自忍受时，就应该请求协助，我们只要建立起网络，让病人不用反覆请别人帮助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有很多至亲好友，任何人都可以。”这些话隐隐寄托着希望。正如赵韩真熙所说，这些照顾关系网也许会成为一颗小种子，让社会长成另一个模样，成为“不以血缘关系或亲密关系来划分排他界线，而是任何人都能受到照顾的社会”。我很想看到这些种子散播各处的景象。
被浪漫爱情垄断的亲密关系
基于浪漫爱情的婚姻是十八世纪后才出现的，是一种历史相对较短的发明。
每个人对亲密感的需求都不一样，南智媛表示: “亲密感就好像食欲一样。”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最低需求，但关于想要怎样的 亲密感，会根据每个人个性与经验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模样与总也都不一样。
亲密是有各种形式的，各种情歌、电影、电视剧都在颂扬“最爱的一个人”，这会让人误以为人们所需的亲密感程度、大小有绝对的标准，然而我认为每人所需的亲密程度、需求的强弱都是不同的。比方说，就我而言，追求完美合一与信念一致的爱情听起来只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束缚。
有些 Aging Solo 本身对亲密感就没有特别的欲望，朴真英表示：“我好像不太希望和别人那么亲密，如果少了『我是独立个体，你也是独立个体』的前提，那对我来说就很难建立关系并产生共鸣了。”“对于『现在这一刻』要和谁分享情感的即时共鸣，我并没有太大欲望，也不希望和我最心爱的人分享所有的喜怒哀乐。对于亲密的人，我只希望能分享开心的事，所以我最亲近的人是，见面时很愉快，因文化背景相似而聊得来的朋友。但开心事以外的负面情绪就不必分享了。我希望亲密的人、我喜欢的人，和我在一起时能觉得那段
“即便有恋人或配偶，也不会向对方说明公司里经历的困难，寻求共鸣与安慰。不论是对最要好的朋友，还是非常亲密的姐妹我都不会如此。当我们因某些事而感到辛苦，比方因上司的荒唐指示而生气，或计划进行得非常辛苦时，虽然同事平时私下不太亲密，但共同经历困难的他们会在当下变亲密并产生共鸣，一起哀叹命运。在公司一起经历困难并互相安慰的同事，有很多会在辞职后便疏远或失去联系。然而我并不认为人生中某些情况下短暂拥有的亲密感是肤浅的，与许多人拥有这种短暂的亲密时刻，这不也是人生的一种方式吗？”每个人对亲密感的需求都不一样，南智媛表示：“亲密感就好像食欲一样。”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最低需求量，但关于想要怎样的亲密感，会根据每个人个性与经验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模样与总量也都不一样。
“有些人对亲密感的需求很大，如果结过婚或体验过浪漫爱情的亲密关系，他们可能会因此感受到想念与匮乏等感受。然而我从来就没有渴望过那种亲密感，所以不懂那种生活。我所需要的亲密感是透过原生家庭与朋友来满足的。我不会对不曾经历过的关系感到遗憾，所以我好像对浪漫的亲密感没什么欲望。我的衣柜里有属于我风格的衣服，对于那些我没穿过的衣服，我完全不会去想：『早知道我年轻一岁时就穿迷你裙了。』”
种亲密感只要能感觉到就够了，婚姻关系并不会垄断亲密感。
浪漫爱情与其说是人类的本性，不如说是文化的产物。浪漫爱情诞生于十八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们把爱情浪漫化后再透过文学传播开来。不过，唯有透过浪漫爱情，人才能够完整的神话依然坚固，所以我们很容易忽视其他类型的爱也是很重要的。
Aging Solo 追求亲密感的方式如同每个人的食欲，各不相同，有人和原生家庭关系密切，有人透过朋友、社团、自己组织的聚会等多种方式创造关系，借此满足亲密感的需求。即使没有“最爱的一个人”，也会与“所爱的人们”一起生活。单身者也渴望建立亲密关系，只是不希望关系与婚姻制度捆绑在一起而已。
哎呀，美贞啊……既然所有的关系都是种劳动，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位比所有劳动还辛苦几十倍的阴沉酒鬼，是要怎么办啊？”
在 Aging Solo 中，亲密感需求较少的人给出了出乎意料的答案。南智媛一听到提问就马上回答道：“我应该不是想到某个人，而是想到某个时刻。我最爱的时刻，还有在那个时刻里的我。”她是我见到的 Aging Solo 中最自由且个性最鲜明的人，这个回答很有她的风格。朴真英也选择了“我最想看到的自己的模样”，为了留下“最好的自己”的模样，她并没有想起最爱的某个人，而是去想她所爱的人能欣慰记住的某个时刻。朴真英补充了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心里某部分因为自己想不到最爱的人是谁而感到很慌张。我爱的人很多，但在那个情况下，却没若要选最爱的人，那应该就要是家人』，这种心理审查是否会在内心自动作用呢？”
即使分开生活，若女儿没有结婚，无论她多大，父母都很难把她视为独立的存在。郑世妍说，几年前她买了一间小房子，就被父亲训斥：“怎么能不告诉父母就买房？”“虽然我因为父亲发火而感到慌张就道歉了，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父亲又没有帮什么忙，为什么要那么不高兴呢？我五十多岁买自己的房子也要得到父亲的允许吗？这真的很荒谬。哥哥买完房只有说：『爸，我怎样又怎样然后就买房了。』说完就没了。我独立生活已经很久了，年纪也已经很大了，只因为父亲认为没结婚的女儿就该由父亲管理，所以才生气。”
韩国广播通信大学生活科学部教授成美爱（성미애）的研究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她与十三位四十到五十岁的未婚女性深度访谈，探讨她们对婚姻与家庭的态度[38]。这项研究显示，同年龄层的已婚女性认定的家庭范围仅限于婚后建立的生殖家庭，但不婚女性所认定的家庭范围却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的生殖家庭，她们把更大范围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根据这项研究显示，“不婚女性认为家庭是最重要的关系，与先关心自己生殖家庭的已婚兄弟姐妹不同，她们会更深地介入照顾或帮助原生家庭成员的事务。”研究显示：“与其他家庭关系相比，她们与父母的关系紧密，并在家务或家庭活动中给予协助或接受帮助，较常有与父母商量个人私事或家务的日常行为。”
泥淖 -- 脱离原生家庭，才能真正长大
“近代家庭框架在法国大革命后出现，并维持了三百年左右，成为了以情感依附为中心的生活模式。西方的近代家庭模式以伴侣为中心，而在韩国则是有儿女才能算完整，女性尤其重视与儿女的亲密感。西方以伴侣为主的关系有更多元的选择，变化快速；但在韩国，以儿女为中心的近代家庭模式不可替代性太强，变化较慢。在我不婚朋友身上也可以看到，随年龄增长他们与父母的亲密度越来越高，因为若要确认自身的过去与存在，最需要倚靠的人就是这辈子认识时间最长的父母了。虽然我也没有完全脱离这个框架，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件好事。”池恩淑博士甚至把不婚女性随年龄增长与父母更亲密的现象形容为“泥淖”，这种紧密关系被拿来合理化单身者独自照顾父母的道德
然而，对于在成长过程中不断饱受家庭内父权暴力折磨，从父权制下逃出并反击，因此选择不婚的人来说，家庭是必须断开的束缚，也是需要治疗的伤口。Aging Solo 与家庭的关系涉及范围很广，难以一言以蔽之。
据说不论内向或外向性格的人，朋友关系在决定人类幸福感的因素中几乎占了六○％。尤其是中年之后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其中一项就是“能否毫不犹豫地说出亲近的朋友名字”
但随着年龄增长，和别人约见面时，虽然也不是不喜欢对方，但总会问自己是否真的喜欢对方到愿意花四个小时来回，只为在首尔见面两个小时。
正如姜美罗的感受一样，距离很重要。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中，有个“三十分钟法则”（Thirty-Minute Rule）的默认法则。根据英国生物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所介绍，“如果某人住在离你居住地三十分钟以内的距离，你就会把那个人视为重要的人，努力和那个人见面。无论这三十分钟是徒步或骑脚踏车都不重要，对于你到达那里需要多长时间的心理距离感才是关键。”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和朋友们聚在一起时常会说：“我们以后住近一点吧。”“近”就如同前面说的，是心理上感觉很近的距离，更白话表示的话就是“送一碗热粥过去不会凉掉的距离”，而“以后”则是指结束赚钱、照顾家人等不可避免的义务后，最后的人生阶段。
我们共享了深刻的体验或对世界有着类似的观点。
人们每七年会换掉一半的社会网络，失去一半的朋友，再重新被新朋友取代。
我难以依靠他人或者有太多话语让我感到头昏时，在寂静之中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在更大的世界怀抱中。”
关于朋友数量最有名的研究是“邓巴数”（Dunbar's Number），指人类自然形成的群体规模在任何地方都会趋近于一百五十人。这个数字包含了好几层的朋友，在每个圆圈里接着更小的圆圈，五十位“好朋友”（派对朋友）、十五位“亲近的朋友”（饭友或酒友）和五位左右的“挚友”（可以依靠的朋友们），以这种方式逐渐缩圈。其中最里面的圆，也就是五位挚友的圈圈，会随年龄增长而集中，成为“关系的核心”。根据邓巴的理论，该“核心”包括朋友、家人、宠物、迷恋的歌手等，若信仰虔诚，还包括了各自信仰的神明。不论对象是谁，只要能带来情感上的亲密感，认为对方是最接近自己内心的对象就算数。因此，没有必要因为“只有我没朋友”而沮丧，可以不去在意这个数字。有人跟南智媛一样依靠灵性，也有人像我一样依靠广而淡薄的友情，也有人像我妹妹一样觉得紧密深厚的友情就已足够。此外，还有方法能自我诊断自己的朋友是否够多，或是需要更多...
检视自己的自我认同中是否有部分被压抑了。”“每个朋友都能挖掘我们内在的不同部分，和各种朋友群一起，我们可以体验到各种自身特性，例如喜爱高尔夫球的自己、喜爱花卉的自己等。如果你的自我认同感萎缩，感觉自己不像自己，那这就是一个讯号，代表你需要其他类型的朋友。”
我讨厌人脉这个词，大家都清楚对方是不是为了利用才和自己来往的。人脉是为了利用而交往的关系，但我不喜欢这样。之所以组织聚会，是因为想留住那些我想一直见到、想变亲近的人。我的人生中曾经遇到了很多人，但几年过去他们就像从指缝中流走的沙粒一样消失了。”郑秀京以兴趣、爱好为基础，持续组织或参与聚会，她说自己“一直在努力把喜欢并追求爱好的人绑在一起”。与新认识的人交谈时，若发现同样感兴趣的事，她就会“建立聊天群组，定期见面交流讯息”，于是她组织了美食聚会、投资聚会等。她表示，尽管是因为共同兴趣让一群陌生人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就会产生互相理解的瞬间，就像你和我相遇，就这样一直互相观察、配合、扩大关系，然后变成好友的人就住在彼此附近，这简直就是最棒的情况。若互相理解、处境类似的话，在生病时互相照顾，这样应该就可以过上一辈子吧？如果建立起这种关系，当对方请求协助时，只要自己不觉得被强迫，应该就会愿意去照顾他，并带着『谢谢你叫我来帮你』的心情。”
依靠他人在社区里扎根以各种方式和朋友一同过生活的不婚女性逐渐增加。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两个女人住一起：非关爱情的同居时代》，这两位朋友因为这本书而广为人知。不过，如果是让不婚议题公开讨论、扩散出去，并且由一群共同生活的不婚女性和朋友建立松散关系的例子，那全罗北道全州市的单...生活文化空间非飞合作社”（以下简称空间非飞）。在二○一六年转变为合作社的空间非飞中，有五十多位不婚、已婚的女性参与，她们一起写作、运动、讨论居住独立或照顾父母等感兴趣的话题，讨论关于独自生活之力量的议题。这期间，搬进这栋公寓与她们成为邻居的不婚女性增加到了二十三户，以类似村里活动中心的空间非飞为中心，她们独自生活，却又维系着松散的关系。
这个网络能够持续二十年的秘诀。即便是出于良好的意图且意气相投，但这世界上的关系有多少是满身伤痕且破裂的呢？这种关系并非受婚姻、家庭等制度捆绑的利害关系，让陌生人们长时间相处，彼此变成比谁都亲近的关系，非飞是如何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做到这番难事的呢？
非飞在初期时有很多计划，最主要是一起读书，但随着每月一次的见面不断进行，大家的注意力开始转到讲述自身经历的困难和烦恼上。于是互相开导、偶尔约看电影、生日时一起去吃好吃的、每季都去旅行、放假时一起出国旅游，就这样拉近彼此距离。
春春表示：“非飞最重要的原则并非在团体中我们该成为什么，而是各自专注于自己『想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非飞成为了相互鼓励与支持的安全关系与安全空间。”她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点，那就是“互相照顾的共同体”。
“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离开首尔，在离大自然很近的地方，以院子为中心打造十坪或二十坪的小木屋，把大家聚在一起生活。房子要各自独立，因为大家都独自生活一辈子了，缺少与人共处的经验，很容易会相互摩擦，因此独立空间是必要的。取而代之的是，希望有个大家能聚在一起吃饭或看电影的空间，一起打理院子、在菜园里种菜。如果有人去旅游，其他人就会帮忙照顾宠物猫；如果有人生病，其他人就会替他熬粥。虽然自己买地盖房子很难，但几个人聚在一起应该就办得到吧？在空间上体现相互照顾的生活就是我梦想的未来。”
共同居住的一些准则：
“一、正面面对问题。二、克制情绪、敞开心扉，以坦率的态度讨论。三、要全盘考量自己与他人再做出艰难的决定。四、要能够毫不生气地接受并实践以民主方式决定的事项。”能做到以上几点才是适合共同居住的人。即便不是共同居住，这些美德几乎适用于所有亲密关系。虽然很伤自尊心，但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是这样的人。现在失望还为时过早，二○二一年，我搬到一个可步行上山的房子住，这附近已经住了一位不婚女性前辈和朋友了。我长期以来享受着大城市里个人的隐形生活，虽然现在也是如此，但搬家后我逐渐感受到邻里中有熟识邻居的优点。天气好或想在夕阳下喝杯啤酒时，我就会走去和住附近的前辈...
互相照看、接纳彼此的请托，抱着我有天也可能会需要拜托别人的心，这对长期独自生活的单身者来说，感觉多少有点困难。例如，我极度讨厌给别人添麻烦，因为很难或讨厌向他人请求协助，所以习惯独自解决一般的事情。直到某天我才意识到，我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或拜托别人，正是因为我讨厌别人给我添麻烦或拜托我，我甚至不愿意得到别人的协助。这不就是“小气之人”的定义吗？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需要与他人保持远一点的距离而已，但想到自己可能不知不觉地越来越像电影《小气财神》（A Christmas Carol）中的史顾己（Scrooge），我就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我努力改变，但对我而言，这等于要改变我长久以来的习惯，所以并不容易。从这一点来看，我对珠儿说的话深有同感，她说：“麻烦别人并创造让别人能麻烦我的机会是需要训练的，这真的需要练习。”摩乙也帮腔说：“尤其是独自生活很久的人，这种人通常不太会说出『帮我』。”
得请人帮忙比问他人需不需要帮忙更重要，我认为这就是自我照顾。因为每个人个性不同，没必要过度努力，但至少要学会接受别人的帮助。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能够请求帮助的关系，当有人伸手试图帮助时，懂得感恩地接受也是共同体的精神之一。”
我长期以来都独自生活，认为自己承担个人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但最近我开始认为，若独自生活就是要独自解决所有事情的话，这种态度是在用狭隘的眼光看待独立。想起不久前读《酷儿邻居 Ibanjiha》（이웃집 퀴어 이반지하）时，作家 Ibanjiha 断然写道：“如果我真的能搞定一人份的事情，那我就不需要社会了。”“我们有时只能做到○．八人份，有时靠自己的能力做了一．五人份，就这样相互交织地过生活，因此应该没必要马上追究自己是否做到了一人份的事情。因为随着每个瞬间的关系改变，我们的角色也会不断变化。”独自生活是可行的，但矛盾的是只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不可能的。想在关系中存活下去，就像非飞成员们那样，需要练习“互相照顾”、“互相添麻烦”。虽然这不是我擅长的事，但一定要练习，在见完非飞成员回家的路上，我把这...
一起照顾菜园的过程中，我们的友情变深厚了，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回家吃朋友为我做的东西，我的内心也能很舒坦。
“只要彼此能忍耐，其他的都可以克服。有什么关系能美好到不需要对任何人忍耐的吗？没有这种关系，都是因为喜欢才忍耐下来的。因为对方是我喜欢的人，因为喜欢所以才会觉得自己要有所承担。因为有人能承担着我，所以我认为我也能承担对方，这种心态是共同体的基础。”
沈在植也提醒共同生活的秘诀：“若想一起生活的话，要是奇数会比较好，如果全体人员是双数，就很难表决。”
李慧玉说：“三人一起生活，多亏了彼此的照顾，我们建立起了明确的信任。”相互照顾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一起准备健康的饮食、一起照顾日常起居、一起担心困难的事情，但相互照顾所创造出的日常差异非常大。在共同生活前曾努力抗癌过的李京玉表示，她感受到了很大的差异。
“我独自生活了十四年左右，三人能一起生活真的很幸运。自从住在这里以后，我会按时吃早餐，生病就互相照顾、帮彼此拿药，这部分真的很好。独居的时候就只能一个人难受，别人不会知道。但住在这里能看到朋友们替我担心，让我觉得：『啊，有这么替我着想的朋友，就像妈妈一样。』心里也会舒服许多。还有，共同生活这件事，最棒的部分就是旅行。独自生活时，即使心里想去旅行也不会有那个念头，但因为是三个人住一起，就会直接说：『欸，走吧！』随时都可以去玩。”
“即便告诉对方自己看了不顺眼，两人也只会打起来而已，怎么可能去赢过对方呢？虽然不晓得忍耐和放弃的分别，但这个年纪一个人生活又有什么好呢？三人一起住还是比一个人住好，所以就让事情过去吧。只要不去在意朋友与我的不同之处就行了，只要不在乎就不会争吵。”
今后会怎么样呢？当被问到有什么计划时，三人摇摇手表示她们对未来没有任何想像和计划。“我们现在七十岁了，明天都可能会死掉，还要计划什么呢？工作时写的报告也不会百分之百执行啊，我们也是一样，这个院子一开始是菜园，现在变成草坪了，大家就在这里玩耍。明天会变怎样也不知道，我们真的没有计划，只有『试一次吧』这类当下的愿望。对于来这里玩的孩子们，我也不抱什么期待，只要他们长大后记得，以前农村的三个奶奶对我们很好，我们也要好好对待别人，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是因为好玩才这样做，想到什么就去尝试，能做就做，仅此而已。”（沈在植）
好像确实是如此，穷又怎么样？若能做自己喜欢的事，钱是怎么赚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社会经常把单人户改称为“弱势群体”，但独自生活本身并非弱势，而且本来就没有特定的弱势群体。随人生状态起伏，若不幸遭受连续挫折，除极少数人外，大家都可能突然变得脆弱。
“糊里糊涂过日子的人，某天也可能会突然因意想不到的疾病，而成为弱势群体，也有可能面临经济上的恐慌，就像一九九七年ＩＭＦ外汇危机时，我们目睹中产阶级的人们瞬间没落一样。觉得捡回收老奶奶的生活跟自己无关的人很奇怪，怎么能如此肯定自己永远不会成为弱势群体呢？为了防止人们跌落，就需要有双能抓住他们的手，因此我认为国家的作用非常重要。”
许多情况下，人生的终点与解方就是稳定的住居。”她们所说的居住权并非拥有的问题，而是具备三个要件的权利：“能建立共鸣的友情、能守护彼此安全的邻居，能拥有大小适当且不必担心需要突然搬迁的房子。”这三项权利是“不婚女性所期盼的居住权”。
我不同意不婚女性都很类似的前提。
某天，坐在父亲入住医院的监护人床上环视病房，我突然意识到年迈老人的监护人几乎都是年长的女性。我做了短暂的看护工作，就让我感到看护这件工作应该由肌肉发达的人来做。因为难以自行移动身体的患者要完全依靠监护人，体重再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让人觉得他重达千斤。护理师与疗养看护师们最常抱怨的职业伤害就是骨骼肌肉方面的疾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坐在病房里的我心想，为什么都是由上了年纪的女性全权负责这件辛苦的工作呢？我的心情变得相当复杂，即使薪资涨了很多，照顾的工作仍被认为是杂活，固有的观念还是觉得这是女性的工作，这个现实不禁让我深感哀伤。与熟人交谈时，最近经常感觉到照顾父母的责任从媳妇身上转移到了女儿身上。不管是媳妇还是女儿，虽然我对女性全权负责这件事仍感到不满，然而过去只因为妳是...
夫妻一起走入社会享受人生乐趣时，家庭成员因陷入快乐情绪与无知中而忘掉了家务，单身女性此时就会承担所有家务的义务，同时也要守护在痛苦、疾病和死亡的床边。”
在《我独自照顾父母》中，关于负责照顾父母的单身者，作者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孤立感。所谓的“寄生单身”，就是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父母身上生活的状态，他们需要忍受负面的眼光，同时也在照顾父母时经历重重的冲突，再加上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断，甚至无法向任何人倾诉痛苦。而且，一旦因为照顾的重担而辞职，之后就很难复职了。 照顾不是女性的专职，而是大家的责任最近认为应该由家人全权负责...
不可思议
即便有些不可思议的研究结果声称，女性在生物学上更适合照顾人，女性还是不应该承担所有的照顾工作。因为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无法避免依靠他人，而照顾则是与所有人类基本条件相关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所有人都应该面对的，而不是某个特定性别要承担，另一个性别则“搭便车”，这种长期以来的不公平观念应该要被纠正。
和朋友聊天时，话题东聊西聊最后老是聊到“瑞士”去。我们担心父母的病况，聊着内心的忧虑，话题却常转向“如果我也这样怎么办”，这些没有答案的闲聊常常会以“我们以后去能安乐死的瑞士吧”作结。
半开玩笑的话语中，有一半的真心在想着，我不想经历全然依靠别人过活的日子。与其忍受无法再认出心爱的人、无法自己吃饭上厕所的悲惨生活，还不如就用自己的双手结束生命。我早就写好了事前的预立医疗决定书，拒绝无意义维持生命的医疗行为，但这部分只适用于临终过程，仅凭这点我还无法放心。
要是我父亲以旁观者的角度看自己，他可能会伤心地说：“还不如死了算了。”不过，如果连“还不如死了算了”的选择都无法决定呢？脑部遭受无法挽回的损伤，只要没人帮助，父亲就完全无法移动，他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曾把自己放在父亲的处境上，无数次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没有答案
我一直视自己为“选择的主人”，当我对父亲产生歉疚的同时，这个自我意象也出现了裂痕。生活中的坏事总像突袭一般，在一切都无法掌控时袭来，我们也许只能选择该如何面对而已。尽管如此，我对死亡自主权的渴望仍相当强烈，我想保持尊严，以我想要的方式死去。不过，等等！我想守护的尊严到底是什么呢？ 有尊严地结束损伤的生命某天我在网路社群上看到一位前辈哀切的文章，内容是在传达母...
“母亲直到最后都没有依靠其他人的帮助，自己照顾自己，守着她的尊严直至最后。”我能理解前辈深刻的亲情，同时却又产生了莫名的反驳心态，觉得自己无法同意这句话。要是我们无法照顾自己的身体，必须依赖他人的帮助，就会失去尊严，或是讲得具体一点，若无法用自己的手解决排便、排尿问题，就会失去尊严。这种价值观似乎渗透在他的这番话语中。不仅这位前辈如此，很多人将基本生理现象要依赖他人帮助的生活状态，视为尊严受损的人生。人类的尊严被生理现象与卫生问题左右，然而尊严的价值有这么微不足道吗？稍微关注一下身边的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已经有很多重症患者、老人、身心障碍人士是无法自行解决排泄问题并接受他人协助的。难道他们人生中的尊严都会消失吗？
老化是所有人变成后天身心障碍人士的过程，后天的身心障碍不只有身体上的不舒服，还有思考与心灵上的不适，这部分的不适也许占了全部或是部分。”她对于因惧怕得到痴呆症而以安乐死作为对策的人提出批判：“这种想法背后隐含了某种逻辑，这个逻辑区分了『有生存价值』的生命与『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这就是种『优生学思想』。”
在《致凌晨三点的身体》（새벽 세 시의 몸들에게）书中，共同作者李智恩（이지은）提到，长期研究失智症照顾现场的学者的发现：“构成部分自我的某些东西不会因失智症而完全消失，事实上保有过去生活痕迹的身体会做出的细微举动，是延续病患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人的身体不仅只是装着损伤大脑的器皿而已。
二○二二年六月，国会提案《延命医疗决定法》修订案，内容包括让末期患者在医生的协助下结束生命等内容。虽然我希望韩国社会也能积极讨论医生协助结束生命与安乐死的问题，但当前对安宁医疗的接触如此有限，要在这种程度下让医生协助结束生命的话，我是持反对意见的。目前安宁医疗的基础设施不足，而且还有疾病种类的限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恣意投入由医生协助结束生命的制度，只会助长在死亡问题上的贫富分化情况。目前能接触到尊严死的人数很少，我们不能放任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生命的最后谁能代理我？
朴真英也认为，除了钱之外的必要养老准备是，“有在人生最后阶段能代理我的人”。
“在日本，财产多或地位高的单身者会收养女或雇用帮忙的人。有了正式的养女，资源丰富的单身者，大多都会让养女来管理自己的事业与财产，把生命的最后交托出去。这种方式虽然在韩国并不普遍，但社会地位高且有钱的单身者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定好对策。”中产阶级的单身者会跟朋友约定要替彼此处理，或者从周围的人之中寻找可以代理自己的人。多数 Aging Solo 都计划着这样的未来。然而问题在于，当以为价值观相似的朋友约定好要互相照顾并共同制定养老的对策，这时会发现彼此的价值观非常不同，从而产生矛盾。
有一位跟我一起上课的人感叹道：“要是没有家人，连死都很难啊。”
“虽然我的状况应该不至于如此，但要是共同生活的朋友们先走了，或是我患有失智症那就没办法了。但是不管怎么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对策...
“关系”能防止孤独死。
并不是独自生活的人增加才导致孤独死案件的增加，而是孤立造成了孤独死
老人会员聚会并相互关心，地方政府则支持聚会房的水费、电费等公用费用。二○一五年由五位独居老人开始的事业，在六年内扩大到一百八十人参与的四十个聚会。结果显示，从二○一九年到二○二一年，首尔市共发生了一百八十七起孤独死案件，但瑞草区却没有发生任何一起孤独死案件。并不是独自生活的人增加才导致孤独死案件的增加，而是孤立造成了孤独死
多数不婚女性都有朋友网络，没有必要害怕孤独死，果不其然，在我遇到的 Aging Solo 中，除了目前负责这项业务的金多任以外，没有其他女性表示自己会担心孤独死。吴熙珍说：“如果发生孤独死的状况我也要接受，但是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孤独死的概念。生活得很孤独的人就会孤独死。”南智媛也表示：“有时我会觉得，独居者对孤独死的恐惧多少有些夸张。”
重要的是在活着的时候能否不被孤立，是否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能接受有人性的照顾。
随着老花眼与关节变差的情况出现，她们感受到年龄的增长，但对她们而言，年龄增长并不一定只有不好的经历。有人提到老了就不用再在意女性意识，可以自然地当一个完整的人；也有人觉得，老了以后不再被成就追着跑，仅仅存在就足以让人感到平静，感觉很好。然而，对于老年时无法像年轻时那么活跃，她们都同感焦虑。
就算独居的人没有关系亲密的同居人，他们也应该有权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指定一位能代理自己的人。
“认为结婚比不结婚更理想，对不婚者抱持偏见。”
贝拉．德保罗指出：“所有结构化的单身歧视都在灌输我们，单身生活比夫妻生活价值还低的讯息。这些讯息告诉我们，单身者无法享受与已婚人士同等的法律与制度保护，在市场上没有被优待的价值；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人，不如法律所保护的配偶那么重要，因此我没办法得到照顾他们的时间与哀悼的时间；单身者支付所有费用是理所当然的，不得享受夫妻的折扣或优惠。”
结构上的单身歧视勉强支撑着古老而陈旧的信念，这个信念把结婚生子设定为社会标准，认为人类的幸福只能透过这个标准途径来实现。
其实当我思考“我是谁时”，我想到的都是一些琐碎的事，包括我所做的各种事情、我喜欢的东西、还有我追求的生活。我把独自生活的问题纳入自我认同中思考，这种思考并不是很久以前就开始想的事。就算对某种特质的自我意识感觉相对薄弱，一旦他人与体制把我定义成那项特质，即使不情愿，那项特质好像也会成为建构我认同感的重要部分。首先“我是女性”这点就是如此，其次是“我是独自生活的人”这点。无论到哪人们都理所当然地称中年女性为“夫人”、“妈妈”，这也是他人定义中的其中一个例子。就好比中年女性几乎都是某人的配偶和某人的母亲一样，大家会用关系称谓来称呼她们，没有这层关系的话女性好像就不存在，或是没有这层关系女性好像就不应该存在一样。
“如果我死后有财产要留给一起生活并互相照顾的朋友，按现行制度我无法全部留给朋友，必须跟手足一起分财产。我的手足并没有照顾到我，而且也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我不晓得为什么必须把财产分给他们。在国外可以把所有财产留给自己养的猫，可以透过律师把所有财产留给猫咪，并指定照顾猫咪的监护人。自己的财产不就应该依照自己的意愿处理吗？”
只因他们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而不被承认，被排除于制度之外，这无异于政府在排斥国民，但现实中却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瑞典，若非常亲近的人患有严重疾病，需要照顾时可以从政府那获得照顾津贴。这里所谓“非常亲近的人”（Closely-Related Person）顾名思义是指与受照顾之人有非常亲密关系的人，意思是不仅限于血缘或姻亲关系，还包括朋友或邻居等关系。
在人类学中，有时会使用更普遍的说法代替家庭（Family）一词，也就是家内集团（Domestic Group）这个总括性的概念，而与家内集团最相似的词就是“食口”。“食口”是在同一个空间里一起生活并互相照顾的人，就算没有血缘关系或法律上的关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食口”。
我们现在不得不苦涩地承认，社会的变革随时可能走回头路。
乡定居并住在乡下小城镇的一名不婚女性，领养了和她共同生活的朋友作为女儿，两人组成了法定的家人。
然而对人类的生存而言，照顾是绝对重要的，以照顾作为组成家庭的条件难道不是更合理的标准吗？无论是否在生育制度的框架内，无论照顾的方式如何进行，只要是互相照顾的关系就可以组成家庭，从家庭的功能来看，这种概念不是更恰当吗？
很多人是不负责地放任自家人不管，家庭也会因法律上的复杂情况而破裂。相较之下，如果出现以个人为中心的共同体制度，照顾的关系会更加灵活，个人所背负的责任与罪恶感也会减轻一点吧？
如果只有在家人存在的情况下，个人才能确保实现自由的机会和方式，那么这就不能被视为真正民主的个人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