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挖掘--回到--成为’自我的机会。你需要倾听你想要的，但同时，你也需要倾听你内心中的黑暗面，那些被超我压抑了的部分。
当我们不得不重新询问关于意义的问题时，中年之路便被开启了；这个问题曾经萦绕在孩子的脑海里，但逐渐被岁月抹平了。当我们踏上中年之路时，会被要求面对以前遮掩的那些问题。身份认同的问题再次袭来，人们再也无法逃避责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除了我的过往以及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究竟是谁？”
“（他们）把我当作家里一个至亲至爱的人，但是（他们）不会，现在不会，永远也不会告诉我，我是谁。”
这些宏大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价值和尊严。如果我们忘记了它们，就会受限于社会环境，落入平庸，最后陷入绝望。如果我们“有幸”承受了足够多的痛苦，就会进入一种“勉强的”意识状态，那些问题将再次回到脑海。如果我们足够勇敢，足够关心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会穿越痛苦，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自我 -- 找到自我 -- 完善自我
一个人必须在失望和惆怅中，开始为自己的幸福承担责任。没有外人能拯救我们，照顾我们，治愈我们的伤痛。但我们内心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一个我们几乎不了解的人，准备并愿意成为我们永久的伙伴。只有当我们承认童年的期望已破灭，并接受为自己寻找意义的直接责任时，第二个成年期才会开始。
由于前半生总是在建构和维护人格面具，我们经常会忽略自己的内在现实。而我们的阴影，代表着一切被压抑或未被承认的东西。
想学弹钢琴的人们，想去上大学的人们，或者想在夏日午后泛舟湖面的人们，都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无论当初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去做。
人到中年，允许自己按照真实内心去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人终有一死，时间有限，没有人能将我们从生活的重担中解救出来，这些事实将促使我们更充分地做自己。
“我要离开我的家庭，告别我的民族和信仰，因为我不能再忠于那些无益于自己的东西。”
因此，真正的亲密关系源于一种有意识的愿望，想要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旅程，通过对话、性和关心的桥梁，走向生命的奥秘。尼采曾经指出，婚姻是一场交谈，一场伟大的对话。
如果重点在于个人成长，那么每个人都将有一个有趣的交流伙伴。若一个人阻碍自己的成长，即使这种牺牲是为了另一半好，那你的伴侣也将注定与一个愤怒且抑郁的人生活在一起。一个人的成长受到另一半的阻碍，同样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的婚姻必须重新开始，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双方越早把个体化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的理由，这段关系就越有可能持续下去。
鼓起勇气，重新定义自己，重视亲密关系，但不被关系所限制，这是中年女性的一项任务。
爱上另一半的特性是一件非凡的事，因为一个人由此进入了关系的真正奥秘，在这个奥秘中，一个人被带到了第三个空间——不是你加我，而是我们，是超越彼此的共同体。
🔼我读到的最棒的描写亲密关系的文字。
孩子最大的负担就是父母未曾实现的生活
过着自己生活的父母就不会无意识地嫉妒，也不会将期望和约束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越个体化，孩子就越自由。
父母越是将孩子视为自己的延伸，而不是可以独辟蹊径的生命，就越容易感到失望。如果我们真的爱孩子，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让自己个体化，这样他们才能自由地做同样的事。
在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中，父母同样是需要让自己尽量个体化。
我们也应该如此对待孩子，他们值得与众不同，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义务；他们不是来照顾我们的，我们才是要照顾自己的。就像在婚姻中一样，我们的任务是爱上另一半的特性。
一个人个体化已经很难了，为什么他还要承担我们的需求？在中年之路上对孩子放手，不仅对他们有帮助，对我们来说也是必要的，它为我们进一步的个人发展释放了能量。
工作是我们为了养活自己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使命（vocatus）则是我们被召唤用生命能量去做的事情。感受到创造力是个体化的必要部分，而不回应召唤则会损害我们的灵魂。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选择使命，而是使命选择了我们。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如何回应它。使命可能与挣钱毫无关系。有人可能被召唤去栽培其他人。在不提倡艺术的时代，有人可能被召唤成为一名艺术家，尽管遭遇忽视，甚至被拒绝，但仍然坚持不懈。
一个人可以在经济奴役中度过一生，也可以说：“这是我谋生的方式，是用来支付账单的；那是我补给灵魂的方式。”例如，我认识一个有哲学硕士学位的人，他每天从凌晨3点到上午8点负责送报纸。这是一份无须动脑只为支付账单的工作，但在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他是个自由人。他在工作和使命之间找到了平衡，且两者都为他服务。
“我的使命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被时常提出，我们也必须虚心听取答案。
牺牲自我以及它对物质享受和安全感的需求，无疑令人痛苦，但这种痛苦远不及我们回顾生活时对于没有回应召唤的后悔。我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地成为自己，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实现的方法。
灵魂有它自己的需要，工资和福利并不能满足它。
工作并不能滋养我的灵魂。应付灵魂感受到的使命的召唤。
一部伟大的作品应该像一把斧子，可以劈开我们内心冰封的海洋。
中年之路的体验，就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只身在一艘颠簸的船上，目之所及，不见港湾。此刻，我们面临三个选择：继续睡觉，弃船而逃，或握住船舵继续航行。
在决定的那一刻，灵魂的崇高冒险从未如此清晰。握住船舵，我们便承担了旅程的责任，不管它有多么可怕，看起来多么孤独或不公平。松开船舵，我们便被困在第一个成年期，困在我们自己都厌恶的神经质人格中，因此，我们会自我疏远。一旦我们回应了灵魂旅程的召唤，相比被众人围绕却倍感孤独，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更正直。在这个时刻，正如克里斯托弗·弗莱（Christopher Fry）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所说：“事情上升到了灵魂层面，感谢上帝！”
我经常看到，当人们满足于自己对生活问题的不充分或错误的答案时，他们患上了神经症。他们追求地位、婚姻、名誉、外在的成功或金钱，即使他们得到了所追求的东西，他们仍然不幸福，仍会患上神经症。这类人通常被限制在太狭窄的精神视野内。他们的生活没有充足的内容，没有充足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出更广阔的人格，神经症通常就会消失。
童年早期的经历以及后来的文化经历，使我们疏远了自己。只有重新联结内在真实，我们才能回到正轨。
若将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能拯救你。若不把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将毁灭你。
个体化是每个人发展的要务，即在命运限制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成为完整的自己。再说一遍，除非有意识地面对命运，否则我们就会被命运束缚住。
我们每个人都被召唤着实现个体化，尽管不是所有人都会听到或留心。如果我们不朝着自己的旅程前进，就可能会错失促人成长的生命力，并且失去生活的意义。既然我们航行在灵魂的大海上，为什么不尽可能地清醒和勇敢呢？
中年之路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让我们去问：“我的内在小孩喜欢什么？”是回去上音乐课；是上美术课，管他天资如何；还是重新发现游戏？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采访过一些退休人员，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希望在办公室里花更多时间。没错，我们需要应对外在的职责和关系，但我们也必须为失落的孩子腾出时间。
我理解坎贝尔说的是灵魂的旅程，包含所涉及的痛苦和牺牲。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说：“追随你的激情。”激情是我们的燃料，就像使命一样，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召唤。当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进入耄耋之年时，有人问他为何还能创作出如此丰富的作品，他回答说，他有一种巨大的激情，以至于无法停歇。
我们甚至可能会意识到，只要与自己有着重要的联系，外面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新发现的与内在生命的关系，足以平衡外部世界的损失。灵魂旅程的丰富，至少与世俗成就一样有价值。
🔼回应灵魂的感召，成为自己。
大多数中年危机都是由这种分裂的痛苦所引发的。内在的自我感和后天的人格之间的差距变得巨大，以至于产生的痛苦无法再被抑制或补偿。心理学家称这种情况为“代偿失调”（decompensation）。一个人继续使用旧的态度和策略行事，但它们已不再有效。事实上，中年痛苦的症状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仅代表着深藏于后天人格背后的本能自我，而且代表了迎接新生的强烈要求。
那些满足了父母期望的孩子，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长寿和价值观的复制带来的并非全是好处。
无论读者身处生命的哪一阶段，所受到的召唤都一如丁尼生（Tennyson）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所言：
长昼将尽，皓月徐升。内心召唤，耳边回响。一起来吧，我的朋友。探新寻异，永不为晚。
童年创伤的性质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类别：（1）被忽视或遗弃的经历；（2）被生活压垮的经历。
生活是可预测的、滋养人的，还是不确定的、令人痛苦的、危险的？这种最基本的感知会影响儿童信任感的形成。
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情结，而在于情结占有了我们。某些情结在保护人类机体方面很有用，但有些情结会干扰我们的选择，甚至可能主宰我们的生活。
情结或多或少总是无意识的，它们充满能量并自主运行。尽管它们通常由当前的事件所激活，但内在运作机制是相似的，好像在说：“这以前什么时候发生过？”当前的刺激可能与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有一点相似，但如果是在情感上相似，那么之前引发的反应就会被触发。
我们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它们在你有所意识之前就已经结束。一旦它们结束，就会推动你做其他事情，直到最后，所有事情都横亘于你自己和你想成为的人之间，你便永远失去了真实的自我。
大多数中年危机都是由这种分裂的痛苦所引发的。内在的自我感和后天的人格之间的差距变得巨大，以至于产生的痛苦无法再被抑制或补偿。心理学家称这种情况为“代偿失调”（decompensation）。一个人继续使用旧的态度和策略行事，但它们已不再有效。事实上，中年痛苦的症状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仅代表着深藏于后天人格背后的本能自我，而且代表了迎接新生的强烈要求。
那些满足了父母期望的孩子，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长寿和价值观的复制带来的并非全是好处。
但也有人即使到了五六十岁，仍然保持着浑浑噩噩的状态，被个人情结或集体价值观所支配，以至于中年之路的问题被挡在了门外。
当我们不得不把生命看作超越线性的岁月时，中年之路就出现了。一个人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时间越长（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容易做到），他就越有可能把生命看作一连串的时刻，通向某个模糊终点，其意义将在最后变得清晰。当一个人在意识层面受到冲击，垂直维度与生命的水平维度相交时，人生将以一种深度的视角被呈现：“我是谁？我将何去何从？”
当我们不得不重新询问关于意义的问题时，中年之路便被开启了；这个问题曾经萦绕在孩子的脑海里，但逐渐被岁月抹平了。当我们踏上中年之路时，会被要求面对以前遮掩的那些问题。身份认同的问题再次袭来，人们再也无法逃避责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除了我的过往以及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究竟是谁？”
我们现在谈的是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夏夜，当我住在那里时，成功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孩子。”
“（他们）把我当作家里一个至亲至爱的人，但是（他们）不会，现在不会，永远也不会告诉我，我是谁。”
这些宏大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价值和尊严。如果我们忘记了它们，就会受限于社会环境，落入平庸，最后陷入绝望。如果我们“有幸”承受了足够多的痛苦，就会进入一种“勉强的”意识状态，那些问题将再次回到脑海。如果我们足够勇敢，足够关心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会穿越痛苦，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儿童的自我还没经过战斗考验，还没有明确的边界。客观的外部世界和内心的愿望世界常常混淆不清
大约每七到十年，一个人的身体、社会和心理层面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例如，回想一下你在14岁、21岁、28岁和35岁时的不同状态。虽然每个人都沿着各自的生命轨迹前行，但我们确实会经历一些共同阶段。我们可以对这些周期进行概括，并为每个阶段确定一个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议程。
当我们不得不离开父母时，往往将知识和力量投射给公共体制、权威人物和各种社会角色。我们认为，像大人们一样行事就能成为大人。刚步入成年期的年轻人不可能知道，大人有时不过是拥有高大身躯和重要角色的孩子。
大多数婚姻在这种期望的重压下破裂，而那些坚持下去的婚姻往往伤痕累累。爱情以距离、想象和投射为食，婚姻则以邻近、在场和共通为饮。
从第一次听说爱情故事起，我便开始寻找你，不知这有多盲目。爱人不是最终在某处相遇，而是一直存在彼此心里。
那些青少年拒绝成为父母的延伸是正确的
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
无论是那些实现了自己欲望的人，还是那些被迫满足他人需求的人，通常都会对自己的职业渐生厌倦。对于每一个在职业阶梯上雄心勃勃的人而言，背后都有一个精疲力竭的高管在渴望一种不同的生活。
妻子把自己奉献给了家庭生活，感觉受到了欺骗，既没有得到赏识，也没有充分发展，她希望回到学校或者重新找工作
一个人必须在失望和惆怅中，开始为自己的幸福承担责任。没有外人能拯救我们，照顾我们，治愈我们的伤痛。但我们内心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一个我们几乎不了解的人，准备并愿意成为我们永久的伙伴。只有当我们承认童年的期望已破灭，并接受为自己寻找意义的直接责任时，第二个成年期才会开始。
“有人认为这个人疯了，但我更喜欢这个人的疯狂，而不是其他人的理智。
所有人都有神经症，因为我们都体验到了“我们是什么”和“我们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分裂。
治疗师还知道，中年的神经症体验，若是可以面对，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转变机会。正如荣格所断言的：“神经症的暴发不仅仅是偶然的。一般来说，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它通常是要求新的心理调整、新的适应的时刻。”这意味着我们的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制造了这种痛苦，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改变必须发生。
她在65岁时踏上了中年之路，开始了确认自己身份和发现自身权威的旅程，两者皆是真正成年的必备条件。
我们怎么能忘记所有民族之初的那些古老神话，那些恶龙在最紧急关头变成公主的神话；也许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恶龙都是公主，只等着看到我们表现出美丽和勇敢。也许一切可怕的东西，在其最深处都是无助的，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真实的痛苦需要与恶龙打交道，不真实的痛苦则意味着逃避它们。
在心理上没有与父母分离，仍然跟他们捆绑在一起。这些人前半生的任务是未完成的。
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妥协”
由于前半生总是在建构和维护人格面具，我们经常会忽略自己的内在现实。而我们的阴影，代表着一切被压抑或未被承认的东西。
anger（以及anxiety, angst, angina）的词根是印度日耳曼语系中的angh，它的意思是“压缩、限制”。几乎所有的文明都代表着对自然冲动的约束，因此，愤怒的日积月累是可以预料的。但是，那些与自然冲动相关的能量去哪里了？通常，它助长了我们盲目的野心，促使我们使用麻醉品来减弱其强度，或者导致我们虐待自己或他人。如果一个人被教导发怒是一种罪恶或道德败坏，那么他就会远离这种真实的体验。但如果愤怒得到了承认和引导，它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巨大动力。此后，人们就会拒绝非本真的生活。我们花了一辈子投资人格面具，愤怒的阴影当然会让人感到不安，但自由地感受真实的自己，是治愈内心分裂的必要步骤。
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撤回自身阴影的投射。承认世界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但是在这个谦卑的时刻，我们开始改变、提升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并带来疗愈关系和自己的机遇。
想学弹钢琴的人们，想去上大学的人们，或者想在夏日午后泛舟湖面的人们，都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无论当初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去做。
人到中年，允许自己按照真实内心去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人终有一死，时间有限，没有人能将我们从生活的重担中解救出来，这些事实将促使我们更充分地做自己。
整合阴影不仅要求我们在社会中负责任地生活，还要求我们更诚实地对待自己。我们通过人格面具的失效了解到，过去我们过着临时的生活。整合内心的真实，不管是让人快乐还是不快乐的，对于带来新的生活和意义的重建都是必要之举。
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婚姻都只是维护和传递价值观、种族意识、宗教传统和权力的工具。被安排的婚姻比那些基于爱情的婚姻有更好的历史记录，而爱情是最难以捉摸的感情状态。类似地，只要死亡或命运不加干涉，基于相互依赖的婚姻也会维持得很好。
事实上，根据各种说法来看，基于生活需要的婚姻比基于爱情和相互投射的婚姻更有可能长久。
当两个人处于最激烈、最疯狂、最虚幻、最短暂的激情之下，他们被要求发誓将一直保持这种兴奋的、不正常且令人筋疲力尽的状态，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
如果把音乐排行榜前40首歌曲串烧起来，大概是这样的：“我一直过着悲惨的日子，直到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所有的事物焕然一新，我们站在了世界之顶；有一天你变了心，我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你离我而去，现在我过着悲惨的日子，永远不会再爱了，直到下一次遇见。”这些流行歌曲千篇一律，不同的只是歌手的性别和是否有吉他伴奏。
🔼🤣
每天生活在一起，会无情地消磨投射；最后，一个人所面对的只是对方的特性，后者根本无法满足大量的投射。所以，人们会在中年得出结论：“你不是我当初结婚的那个人。”事实上，他们从来都不是。他们始终是另一个人，一个我们当时几乎不了解的陌生人，现在也只是稍微了解了一点。由于我们把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投射到那个人身上，因此我们实际上是爱上了自己缺失的那部分。这种联结感和归属感是如此美妙，并带来大量的希望，以至于失去它时，我们感觉那是一场灾难。
亲密关系的真相是，它永远不会比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更好。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不仅决定了对“亲密他人”的选择，也决定了亲密关系的质量。事实上，每一段亲密关系都在暗地里透露出我们的本性。因此，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我们内心状态的体现，没有任何关系会好过我们与自身无意识的关系（上文图中的纵向箭头）
这个盆状的容器暗示着成熟的亲密关系的开放性特征。每个人的首要任务是为自己的个体化负责。在这段亲密关系中，人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但不能为对方执行个体化或发展的任务。
要想拥有一段成熟的亲密关系，我们必须能够坦言：“没有人能给我我最想要或需要的东西。只有我自己可以。但我会赞美这段关系所切实提供的，并为之真心付出。”亲密关系通常提供最多的是陪伴、相互尊重和支持，以及辩证的对立面。一个用亲密关系来支撑脆弱自我的年轻人，不可能满足成熟关系对勇气和纪律的要求。从前他需要肯定和认同，现在他必须接受差异和不同；从前他想要简单的合而为一的爱，现在他必须学习如何爱上差异性。
里尔克把亲密关系描述成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孤独。
因此，真正的亲密关系源于一种有意识的愿望，想要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旅程，通过对话、性和关心的桥梁，走向生命的奥秘。尼采曾经指出，婚姻是一场交谈，一场伟大的对话。
如果重点在于个人成长，那么每个人都将有一个有趣的交流伙伴。若一个人阻碍自己的成长，即使这种牺牲是为了另一半好，那你的伴侣也将注定与一个愤怒且抑郁的人生活在一起。一个人的成长受到另一半的阻碍，同样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的婚姻必须重新开始，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到了中年，许多婚姻要么草草收场，要么苦苦挣扎。在过去，那些撤回投射的人因为巨大的社会压力，无法寻求另一段婚姻。有些人选择外遇，有些人滥用药物，有些人通过工作和育儿得到升华，还有些人则患上偏头痛或抑郁症。积极的选择通常是遥不可及的。今天，我们有了这样的选择，尽管每个选择都不容易，但至少好过被困在一个不利于伴侣个体化的体制中。尽管初心美好，自我意志泛滥，但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审视那个承载了自己希望和需求的体制需要勇气，但这种勇气同时也会带来治愈，让人恢复完整，并重获新生。
我认识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她在早上把丈夫送出了家门，下午就把男朋友领回了家。虽然她在事业上很成功，但她无法尝试跟自己相处，无法与自己对话。当一个人有勇气转向内在时，他将有机会面对自己人格中被忽视的部分。如果一个人不再急切地从伴侣身上寻找生命意义，他就会被召唤去激活自己的潜能。
他们很好地遵守了婚姻制度，但这一制度却没有很好地回馈他们。他们能否继续在一起，取决于双方对个人成长的承诺。
一个多世纪前，当《玩偶之家》在欧洲各大都市上演时，骚乱接踵而至，因为它对婚姻和养育的体制隐含着巨大的威胁。即使是现在，当你离家出走，甚至只是改变某种约束的模式，仍然面临社会舆论、模范父母和内疚的阻碍。娜拉走出了家庭生活的圈子，却可能陷入社会排斥和经济困境，因为法律会剥夺她的财产权、监护权和经济权利。但娜拉知道她必须出走，否则她就会死去。
双方越早把个体化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的理由，这段关系就越有可能持续下去。
如果伴侣能意识到自己的不快乐，并坦率地请求对方的支持，这段婚姻就有可能得到延续。这时，另一半将不是拯救者，也不是敌人，而仅仅是伴侣。也许夫妻治疗的理想模式是，每个人都接受单独治疗，更好地解决发展的需求，同时两人也一起参与会谈，修正过去失败的相处模式，并讨论对未来的希望和计划。这样一来，婚姻就可以成为个体化的容器。
为了达成合作而不是冲突的态度，我经常在伴侣在场时提出某些问题。例如：“在你过去的经历或行为中，有什么可能会导致冲突或破坏亲密关系？”这让那些认为自己是来寻找帮手对抗伴侣的人感到震惊。这个问题要求他们开始审视自己，并对亲密关系的维护和滋养承担更大的责任。另一个很有用的问题是：“你对自己有什么梦想，是什么恐惧阻碍了你？”在听到对方的挣扎和失望后，伴侣经常会产生同情，并希望支持他们。分享自己的挫败、恐惧和希望，才是真正的亲密；但很少有夫妻能做到这一点，无论他们结婚多久。性爱是夫妻间的桥梁，孩子是两人之间的纽带，但真正的如胶似漆是两个人感同身受
也许爱实际上是一种想象他人经验的能力，这种想象是如此生动，以至于我们能肯定对方的存在。真正的对话有助于这种想象，也是自恋偏执的解毒剂。我曾听到有人质疑：关注个人成长本身是否也是一种自恋？只要一个人决心实现自己的潜能，并把同样的权利赋予他人，这就不是一种自恋。
如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In a Diferent Voice）中所见，女性比男性更难确认自己的个体化需求，因为亲密关系对女性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女性意识的本质可以被描述为扩散性意识（diffuse awareness），这意味着女性非常了解她的周围环境，以及其他人对她的要求。因此，吉利根提出，她身边的女性都同意年轻的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an Dedalus）的做法；在詹姆斯·乔伊斯的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迪达勒斯宣布——就像乔伊斯本人一样——他要离开他的家庭，告别他的民族和信仰，因为他不能再忠于那些无益于自己的东西。
但她们也认同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在《天主教女孩自白》（Confession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表述的困境；当她想跃入未知的世界时，却被责任和内疚所束缚、所掣肘。虽然今天的女性比她们的母亲有更多机会选择自己的道路，但许多人仍然会因为别人对她们的要求而备感约束。所以，女性为了成就自我必须比男性迈出更大的一步。就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她必须在别人的要求和对自己负责之间找到平衡。最终，做出牺牲的女性，既不是好母亲，也不是好伴侣。女性成为圣徒的代价，需要她和别人共同承担。
对许多男性来说，一大问题是他们的内心已经麻木。
大多数男性习惯于回避感情，避免本能的智慧，并凌驾于自己的内在事实之上，他们不管对自己还是他人来说，都是陌生人，是金钱、权力和地位的奴隶。
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没有允许或邀请男性对自己诚实的榜样。当一个男人被问及他的感受时，他通常会解释自己的想法，或者“外在的”问题是什么。想想每一项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中，啤酒广告所传递的巧妙而默契的信息。一群兴高采烈的壮汉扛大梁、锯木头或驾驶叉车。（他们从来不会坐在个人电脑前面或抱着孩子。）哨声响起，老兄们的畅饮时间到了。他们大步走向附近的酒吧，可以像好兄弟一样碰撞身体。在酒吧里，他们举起酒瓶，伴着一个有象征性的金发女郎，这表明他们不是同性恋，并代表了即将在欢乐、愤怒或伤感中被召唤出来的阿尼玛。酒精，放松了男人对内心女性的限制，释放了不被意识承认的东西。
如果男人与自己的女性灵魂都没有处好关系，又怎能期望他们与女人处好关系呢？女人不可能疏通男人的内心；她们只能接受或部分承受男人对女性的投射。古埃及故事《厌世的男人寻找他的灵魂》（The World-Weary Man in Search of His Ba）流传至今，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也许新鲜的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在要求扮演战士和经济动物的旧角色时，越来越多的男人被邀请进入内心，寻找自己真实的样
如果男人与自己的女性灵魂都没有处好关系，又怎能期望他们与女人处好关系呢？女人不可能疏通男人的内心；她们只能接受或部分承受男人对女性的投射。古埃及故事《厌世的男人寻找他的灵魂》（The World-Weary Man in Search of His Ba）流传至今，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也许新鲜的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在要求扮演战士和经济动物的旧角色时，越来越多的男人被邀请进入内心，寻找自己真实的样子。
罗伯特·霍普克在《男人的梦境，男人的治愈》一书中指出，男人大概需要一年的心理治疗，才能够内化并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才能达到女人通常开始治疗时的状态。
🔼我笑了
“我想要什么？我有什么感觉？我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感觉良好？”
从集体的角度来看，她有充分的理由觉得自己被利用了；在心理治疗中，她可能会承认自己的无意识共谋。
鼓起勇气，重新定义自己，重视亲密关系，但不被关系所限制，这是中年女性的一项任务。
我倾向于把人看作一个多面体，一个有很多面的球体，而不是作为融合模型的一半在寻找另一半。即使完美小姐和了不起先生在一起，也不可能将两个多面体的所有面都对齐，最多只能对齐其中的一些。这是外遇的理由吗？是的！但这是一个坏理由。我知道一些所谓的开放式婚姻，有些是由极度清醒的人经营的，最后全都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在于，不管协议是多么理性，人总是有情感的。
婚姻是一场伟大的对话，那么大多数婚姻都不合格。很少有人真正分享自己的内心感受，对另一半诉说自己的心事。人们一起生活、生儿育女、共同养家，却从未真正理解伴侣的神秘性。这样的局面令人感到无比悲伤。
中年婚姻的转变包括三个必要的步骤：（1）双方必须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负责。（2）双方必须承诺分享自己的经验世界，不因为过去的创伤或未来的期望而埋怨对方。同样，他们也要不带防御地努力倾听对方的经验。（3）双方必须承诺长期保持这样的对话。这三个步骤要求很高。而另一种选择是，婚姻要么磕磕碰碰，要么解体。敞开的对话是长期承诺的意义所在。不管有没有结婚宣誓，真正的婚姻都离不开敞开的对话。只有敞开地对话，充分分享做自己的感觉，同时倾听对方的内心感受，才能实现对亲密关系的承诺。而一个人只有对自己负责，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并有足够的弹性来承受与“他者”的真实相遇，他才能参与敞开的对话。
爱上另一半的特性是一件非凡的事，因为一个人由此进入了关系的真正奥秘，在这个奥秘中，一个人被带到了第三个空间——不是你加我，而是我们，是超越彼此的共同体。
我选择了，被告知要选择的：他们温柔地告诉我，我是谁。我等待着，不知该学些什么：此刻，再次失明，宛若初生。人到中年，必须解决父母情结在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在最本质的层面上，教养的经验是关于生活本身的原始信息——它是支持性的还是伤害性的，它让我们感到温暖还是冷
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自杀后，她的母亲甚至试图经营女儿的事业。孩子经常从这样的父母那里收到矛盾的信息。“你成功了会让我高兴，但不要太过成功，以至于把我抛在脑后。”因此，孩子体验到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
孩子最大的负担就是父母未曾实现的生活
过着自己生活的父母就不会无意识地嫉妒，也不会将期望和约束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越个体化，孩子就越自由。
父母越是将孩子视为自己的延伸，而不是可以独辟蹊径的生命，就越容易感到失望。如果我们真的爱孩子，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让自己个体化，这样他们才能自由地做同样的事。
我们也应该如此对待孩子，他们值得与众不同，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义务；他们不是来照顾我们的，我们才是要照顾自己的。就像在婚姻中一样，我们的任务是爱上另一半的特性。
一个人个体化已经很难了，为什么他还要承担我们的需求？在中年之路上对孩子放手，不仅对他们有帮助，对我们来说也是必要的，它为我们进一步的个人发展释放了能量。
如果一个人的初次接触得到了支持和鼓励，那么以后的接触大抵也会如此。母亲情结的前两个影响是被爱的体验和与“他者”的神秘相遇，第三个是母亲所具有的智慧。例如，她知道在不破坏神秘感或隐私的情况下，如何尊重孩子的求知欲。还需注意的是，诗人回忆的是基于一个普通的情境，这意味着其非创伤性以及在心理上积极的影响。
我们对人类心理的脆弱性越敏感，就越有可能原谅父母造成的伤害。最严重的罪行是保持无意识状态，这是我们无法负担的罪过。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中发现什么创伤和缺陷，我们都有义务养育自己。
但没有巨大的风险，任何事都难以完成；因为我们必须冒险进入一个充满恐惧的未知世界。
工作是我们为了养活自己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使命（vocatus）则是我们被召唤用生命能量去做的事情。感受到创造力是个体化的必要部分，而不回应召唤则会损害我们的灵魂。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选择使命，而是使命选择了我们。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如何回应它。使命可能与挣钱毫无关系。有人可能被召唤去栽培其他人。在不提倡艺术的时代，有人可能被召唤成为一名艺术家，尽管遭遇忽视，甚至被拒绝，但仍然坚持不懈。
一个人可以在经济奴役中度过一生，也可以说：“这是我谋生的方式，是用来支付账单的；那是我补给灵魂的方式。”例如，我认识一个有哲学硕士学位的人，他每天从凌晨3点到上午8点负责送报纸。这是一份无须动脑只为支付账单的工作，但在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他是个自由人。他在工作和使命之间找到了平衡，且两者都为他服务。
“我的使命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被时常提出，我们也必须虚心听取答案。
牺牲自我以及它对物质享受和安全感的需求，无疑令人痛苦，但这种痛苦远不及我们回顾生活时对于没有回应召唤的后悔。我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地成为自己，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实现的方法。
灵魂有它自己的需要，工资和福利并不能满足它。
我们在专业化上走得越远，人格受到的损害就越大，灵魂也就越迟钝。在商业和专业培训的重压下，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因此，我们逐渐被狭隘的学术背景所束缚。
我们和社会串通一气，忽视了个人的完整性。我们在容易的事情上就“驾轻就熟”，我们被奖励的是生产力而非完整性。
在任何关系中，我们都应该去问：“我期待这个人替我去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内在小孩的情感议程，也适用于类型学的问题。认识到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意义远甚于分清谁割草、谁管账等琐事。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能够自给自足，并且能为另一半的特性喝彩。
在中年之路上，看到成功的一面是如何禁锢和束缚整个人的，这是很有用的。例如，慢跑和积极参加运动，不仅仅是应对压力的一种手段，它们还代表了在办公桌前度过一周后，再次与感官世界取得联系。
大多数人都会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窘迫。也许是陷入婚外情、滥用药物，或是离开那些依赖我们的人。谁没有在凌晨4点醒来，发现床脚有个龇牙咧嘴的魔鬼呢？我们所有的反常行为都代表着对更多生机和新生的盲目追寻，尽管它们的后果可能对自己和他人是有害的。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就能分辨自己的自私、依赖、恐惧、嫉妒，甚至是破坏力。这不是一幅美丽的画面，但比我们光鲜的人格面具更加丰满，更有人情味。人类最睿智的话语之一出自拉丁语诗人泰伦斯（Terence）之口：“我是人类，人类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陌生。”当我们把这句格言用在自己身上时，它是令人不快的。
阴影不应等同于邪恶，而应等同于被压抑的生命。正因如此，阴影蕴藏着丰富的潜能。意识到阴影，会让我们更有人情味，更有趣味。一个没有阴影的人是非常乏味和无趣的。愿意让我们最黑暗的冲动、被压抑的创造力浮出水面并得到承认，是整合它们的前提。负面的阴影内容，如暴露、欲望、生气等，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表现出来，可能是破坏性的，但如果有意识地予以承认和引导，它们则可以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能量。
我们的生命潜能只被挖掘了一小部分，而我们常常过于自鸣得意，对自我的成就过于自信。它还揭示了能量、创造力和个人发展的其他来源。通过与自身的阴影对话，我们可以消除对他人的敌意或嫉妒，而这些来源于我们的投射。过好自己的生活已经够难了；如果我们专注于自己的个体化，而不是纠缠于别人的事务，每个人都会更加舒适。
如果生命的意义与意识和个人发展的范围直接相关，那么中年时期的阴影入侵就是必要的，并且具有潜在的治愈作用。我对自己了解得越多，就可以发挥更多的潜力，我的个性就会更加丰富，我的生命体验也会更加多彩。
但丁曾说：“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了方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的森林。”然后，他开始了精神朝圣之旅，修正自己生命的意义。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2500年前所说，艺术有时比生活更清晰，因为艺术包含了普遍性。
在福楼拜的书中，艾玛·包法利（Emma Bovary）就是那个农家女孩。当她见到当地医生查尔斯·包法利时，便设法诱惑他，从农场搬到了他的小镇上。她把一切投射到婚姻和地位上，期盼自己从平凡中得到拯救。但婚后不久，她就怀孕了，并对乏味的丈夫感到厌倦。受19世纪法国天主教文化的限制，她既不能堕胎，也不能离婚，更不能像几十年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那样离家出走。她阅读爱情小说（相当于今天的肥皂剧）消磨时间，在脑海中幻想着自己的情人，期待他们把她从平庸的生活带入上流社会。
像浮士德一样，她寻求超越自己的局限性，却不明白必须从内心着手。
他们将内心的异性元素投射到外人身上，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最终是在内心。虽然他们的故事是由伟大的艺术家创作的，但他们的“中年之路”对所有人来说并无二致。
一部伟大的作品应该像一把斧子，可以劈开我们内心冰封的海洋。
这三个女人，就像琥珀里的苍蝇，被冻结在时间中，仍然滋养着诗人的内在小孩。在诗人经历对抗抑郁和丧失的艰难时期，她们的工作，她们对内在小孩的照顾，此刻似乎提供了一块圣地（temenos），守护着诗人受伤的心灵。
朋友和爱人都有自己的旅程，只能与我们同行一段路，诗人就不得不将记忆的碎片作为灵魂食粮。
每天晚上，当我们的无意识搅动日常生活的碎屑时，神话的制造过程就开始了。记忆也是如此，视情况而定，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固着在童年，或者欺骗我们。回到童年的场景，无论是字面上还是想象上，都有助于人们与所谓的现实建立一种成熟的关系。参观儿时的学校，就会发现，本来高大的课桌、令人生畏的走廊、无尽的操场，都成比例地缩小了。同样，过去的创伤可能会被携带着内在小孩的成年人所同化，并允许记忆中的痛苦或快乐被成年人的知识和力量所重塑。
瓦科斯基讲述了她如何“选择”乔治·华盛顿作为她的父亲，因为她的亲生父亲当了“30年的士官长，总是离家在外”。
“我的父亲造就了我/一个孤独的女人/没有目标/我就像是一个孤儿/没有父亲”。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宿命（fate）和命运（destiny），就像2500年前的雅典悲剧作家所做的那样。
中年之路的体验，就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只身在一艘颠簸的船上，目之所及，不见港湾。此刻，我们面临三个选择：继续睡觉，弃船而逃，或握住船舵继续航行。
在决定的那一刻，灵魂的崇高冒险从未如此清晰。握住船舵，我们便承担了旅程的责任，不管它有多么可怕，看起来多么孤独或不公平。松开船舵，我们便被困在第一个成年期，困在我们自己都厌恶的神经质人格中，因此，我们会自我疏远。一旦我们回应了灵魂旅程的召唤，相比被众人围绕却倍感孤独，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更正直。在这个时刻，正如克里斯托弗·弗莱（Christopher Fry）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所说：“事情上升到了灵魂层面，感谢上帝！”
我经常看到，当人们满足于自己对生活问题的不充分或错误的答案时，他们患上了神经症。他们追求地位、婚姻、名誉、外在的成功或金钱，即使他们得到了所追求的东西，他们仍然不幸福，仍会患上神经症。这类人通常被限制在太狭窄的精神视野内。他们的生活没有充足的内容，没有充足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出更广阔的人格，神经症通常就会消失。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年之路上的典型症状。它们是无聊、反复更换工作或伴侣、药物滥用、自我毁灭的想法或行为、不忠、抑郁、焦虑和不断增长的强迫倾向。
从长远来看，改变一个人的工作或关系并不能改变他的自我感觉。当内在的压力越来越大，旧有的策略逐渐无法控制时，一场自我身份的危机就会爆发。除了社会角色和心理反射之外，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减轻压力。
童年早期的经历以及后来的文化经历，使我们疏远了自己。只有重新联结内在真实，我们才能回到正轨。
若将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能拯救你。若不把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将毁灭你。
因为内在的东西被压制了，所以我们生病了，自我疏离了。因为内在的东西很少被肯定，所以我们很难发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就是适合自己的道路，一直就在那里。尽管设想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令人恐惧，但知道自己拥有必要的内在资源，无须依赖他人来充分地生活，也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解放。正如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在两个世纪前所写的：“神灵近在咫尺，却难以把握；然而，越是危险之地，拯救也越在生长
因此，这不是有没有神话的问题，而是选择哪个神话的问题，因为我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被意象所引导。我们可能会认同一些符合集体价值观的信仰和行为，比如追求财富或遵守规范，但这种适应的代价是神经症。
事实上，一个人被反复地要求服务于外界，而且当冲突发生时，他仍要继续服务于原来的期望。再一次，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持，但代价是个体的牺牲。1939年，荣格在伦敦牧师心理学协会演讲时指出，我们被迫在外部意识和个人神经症之间做出选择，但只有个体化的道路才是可行的选择。
个体化是每个人发展的要务，即在命运限制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成为完整的自己。再说一遍，除非有意识地面对命运，否则我们就会被命运束缚住。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没有决定我是谁；我的选择才决定了我是谁。”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命运的俘虏，就必须每天谨记这句格言。
人生的五个篇章》（“Autobiography in Five Short Chapters”）中有相当幽默的表达：
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有多自由或坚定，但正如存在主义者所提醒的，我们必须像拥有自由一样去行动。这种行动恢复了一个人的尊严和目的，否则他只能继续做一个受害者。
事实上，我们作为个体的分化程度越高，人际关系就会越丰富。所以荣格认为，由于个体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分离的存在，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以集体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个体化的过程必然导致更强烈和更广泛的集体关系，而不是导致孤立。
对个体化的关注并不是自恋；它是服务社会和支持他人个体化的最佳方式。
个体化作为一组引导性的意象，既是目标又是过程，它为人类服务，而人类又贡献于文化。荣格写道：“目标仅仅作为信念存在是很重要的，更本质的事情是通往目标的‘伟业’，它才是终生的目标。”
他是否与某种无限的事物有关？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理解并感觉到，此生我们已经和无限有了联系，那么欲望和态度就会改变。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我们所体现的本质；如果我们没有体现出本质，那么生命就荒废了。
我们每个人都被召唤着实现个体化，尽管不是所有人都会听到或留心。如果我们不朝着自己的旅程前进，就可能会错失促人成长的生命力，并且失去生活的意义。既然我们航行在灵魂的大海上，为什么不尽可能地清醒和勇敢呢？
独处是治疗孤独的良药
孤独不是当代才有的事物，对孤独的逃避也不是。17世纪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在他的《思想录》中指出，宫廷小丑的发明是为了让国王摆脱孤独，因为尽管他是国王，但如果他反思自我，就会变得烦躁和焦虑。因此，帕斯卡尔认为，所有的现代文化都是一场尽兴的娱乐，让我们远离孤独，不去思考自我。类似的，尼采在100多年前写道：“当我们安静地独处时，我们害怕有人在耳边低语，所以我们讨厌静默，用社交生活来麻醉自己。”
一个人对他与自性的关系没有敏锐的认识，就无法面对或疗愈自己的灵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独处，即一种完全面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如果一个人要从孤独走向独处，以下是一些必须面对的问题。
无论是出生创伤（一种原始的分离），还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都很难完全理解。亲子关系越健康，人们就越能自给自足，也越能适应孤独。矛盾的是，与父母的关系越有问题，个体通常就越依赖于关系。养育的环境越不稳定，我们就越容易从他者的角度来定义自己。
父母“应该始终意识到，他们自己是孩子神经症的主要原因”，这使父母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为了进入必要的独处状态，使个体化得以进行，我们必须每天扪心自问：“我为何如此害怕，以至于逃避自我，逃避自己的旅程？”相互依赖的成年人已经学会了逃避自己的存在。人们常说“了解自己的感受”，实际上是要求我们从内在真实而不是外部环境来定义自己。我们必须进一步检视自己对他人的反应，“此刻，父母潜伏在哪里？”然后，我们才可能基于个人的完整性来行动。童年的创伤越大，我们对现实的感觉就越是幼稚。我们很难了解真实的自己，并以之为基准来行事。冒着孤独的风险来实现与自己合一，我们称之为独处；如果一个人要在中年之路上幸存下来，这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如此害怕孤独，以至于紧紧抓住糟糕的关系和压迫性的职业，而不愿冒险放弃他者。归根结底，面对孤独所必需的勇气是无可替代的。
但坚持下去就会让寂静开口。当我们孤单一人而不感到孤独时，我们就抵达了独处的境界。恐惧使我们无法与自己进行这种必要的会面。
这同样是耶稣的观点之一，即一个人要进入天国，必须再次成为孩子
当荣格经历中年之路时，他坐在苏黎世湖畔，堆建沙堡，玩人偶，雕刻石头，将他丰富的智力和直觉与灵魂中被忽视的部分联系起来。
中年之路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让我们去问：“我的内在小孩喜欢什么？”是回去上音乐课；是上美术课，管他天资如何；还是重新发现游戏？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采访过一些退休人员，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希望在办公室里花更多时间。没错，我们需要应对外在的职责和关系，但我们也必须为失落的孩子腾出时间。
我理解坎贝尔说的是灵魂的旅程，包含所涉及的痛苦和牺牲。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说：“追随你的激情。”激情是我们的燃料，就像使命一样，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召唤。当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进入耄耋之年时，有人问他为何还能创作出如此丰富的作品，他回答说，他有一种巨大的激情，以至于无法停歇。
我在一节早课上惊讶地发现，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我们所爱的每个人都会离开我们；由此推论，如果我们活得不够长，我们就会离开所爱的人。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透过童年和文化的棱镜来观察得到的，这个棱镜会折射光线，扭曲我们的视野。生活中的某些经验会被内化、强化或分裂，然后当它们作为情结侵入并压倒意识时，就会宣称对当下的控制。
我不希望它以这种方式发生在我身上，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她承认，癌症摧毁了她的身体，但最终唤醒了她的生命。她过着美好、负责任、受尊敬的生活，但她从未了解过自己。在分析过程中，她激活了自己未触及的部分；她学习音乐、空手道和绘画。
“生命是两个巨大的谜团之间的一束光，而这两个谜团是一体的。”
（“Ithaca”），这座城市既是奥德修斯的出发地，也是他的目的地；而奥德修斯是所有人心中流浪者的原型。诗人劝诫奥德修斯祈祷他的旅途漫长、充满艰险，并且敦促他不要急于返程。
有些人担心自己的旅程会影响他人，对此我们需要记住，我们帮助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清醒地过自己的生活，这样他人才能自由地过他们的生活。荣格觉得，这一点对于父母和孩子来说尤其正确
我们只知道，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别人走的路不一定适合我们，我们最终要寻求的东西在内部，而不在外部。正如几个世纪前圣杯传说所言：“走别人走过的路是一件可耻的事。”只有听从自己的内心，我们才能感受到灵魂的激励，正是这种对内在而非外在真理的强调，区别了第一个成年期和第二个成年期。
一个人只有自觉地认同内在声音的力量，才能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
我们甚至可能会意识到，只要与自己有着重要的联系，外面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新发现的与内在生命的关系，足以平衡外部世界的损失。灵魂旅程的丰富，至少与世俗成就一样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