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延续着第一本，有关中年寻找真实的自我【其实不一定是寻找】，有时候是潜入自己的内心，让真实的自我浮现。
【读的是 epub 转 azw3 ，所以有些 quotes 的格式不够好，有机会的话准备买实体书收藏】。
有一种观点，或许应该称之为反复出现的幻想吧，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幸福。毕竟，就连美国的《独立宣言》也做出了“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许诺。有朝一日，能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逗留、休憩，无忧无虑，幸福快乐——谁不向往这样的情景呢？ 可是，大自然，或者说宿命、上天，却另有打算。它不断地打破人们的幻想。我们向往的图景和实际的遭遇（困顿）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道裂隙总是在西方人的脑海中闪现。在帕斯卡（Pascal）看来，我们不过是脆弱的芦苇，轻易就能被漠然的天地摧毁，然而我们也是会思考的芦苇，能够想象宇宙洪荒。歌德笔下的浮士德（Faust）说起胸臆间那两个相争的精魂，一个执着于尘世，另一个向往天堂。尼采（Nietzsche）让我们想起发现自己并非上帝并悲悼于这个事实的那一天。散文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观察到：
在期望与真实之间的裂隙中升起的感慨简直多到无穷无尽。是坚毅地忍受下去，还是像英雄般做出回应，抑或是哀叹自己时运不济？这似乎是一个艰难的但又绕不过去的选择。但荣格心理学，以及它倡导的“自律的自我成长”，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其前提是：人生的目的不是追求幸福，而是探寻意义。
我们大概都充分体验过幸福的瞬间，但它们总是稍纵即逝，既不能凭着许愿成真，也无法靠希望永存。不过，荣格心理学，以及荣格曾经从中汲取洞见的、诸多宗教与神话方面的丰富传统都主张，正是灵魂的沼泽地、痛苦的大草原为人们提供了情境，促发人们去探索，并最终寻获意义。正如两千五百年前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发现的那样，神祇颁布了庄严的律令——经由痛苦，世人悟出智慧。
如果用旧的防御人也会停在过去
若是没有痛苦——它似乎是心理与灵性达到成熟的必要条件——人会停留在无意识的、幼稚的、依赖的状态中。然而，我们的诸多成瘾问题、意识形态层面的依恋，还有神经症，都是对痛苦的逃避。四分之一的北美人信奉正统基督教派的信仰体系（fundamentalist belief systems），希望借助过于简单的、黑白分明的价值观，让人生旅程变得没那么沉重；他们不喜欢灵性问题中存在模棱两可，于是寻求领袖人物带来的确定感，或是抓住现成的机会，把人生中的矛盾投射到邻人身上。还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沉溺于形形色色的上瘾行为，将存在性焦虑暂时麻醉，结果却发现它执拗地又在次日重返。余下的人选择了神经症，也就是说，运用诸多直观的防御手段去对抗人生中的创伤。但这些防御同样会令灵魂陷入困局，即让人始终只会做出被动的反应。而这会让一个人滞留在过去，而不是活在当下。
这类行为的范围极广：从对战，到逃跑；从解离和否认，到关怀强迫症与依赖共生。一生中，我们可能会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渐渐地发展出一套特定的惯常策略与反应，来应对有压力的状况。不知不觉间，我们变成了往事的囚徒，我们自己的囚徒。
想要幸福【？】对幸福这个概念上瘾或许这个行为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痛苦【？】
千方百计地避免灵魂陷入阴郁状态，这个行为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这是因为，一个从来不曾松弛下来、从来不曾放下“我想要获得幸福、想要无忧无虑”的急切渴望的人，永远也无法获得安宁与休憩；相反，他将无可避免地被拉下泥沼，时常感到痛苦。
有句老话说，宗教是为那些害怕下地狱的人准备的，而灵性是为那些去过地狱的人准备的。
对许多人来说，灵魂这个概念可能过于虚无缥缈，然而，正是为了尊崇它那含混不清、飘忽不定的特质，我们必须保留它。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中，如今我们称之为“泛灵论”。（下回有人打喷嚏，而你脱口说出“老天保佑你”的时候，想想看。）处于退行状态时，人人都会把心灵投射到大自然与他人身上。灵魂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领域里，人能够体验到神秘的深度，以及它给出的暗示——正是这些构成了灵魂。这种暗示有种奇异的熟悉感，因为我们身上就有相似的东西——同频就会共振。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诗句中追忆人与自然尚未如此割裂的年代：
我们内在的某些东西与海洋的浩瀚幽深发生了共振。那引人敬畏的、无从触底的深度引发了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的内在中也蕴含着同样的深度。
心理治疗的终极目的不在于像考古一样，不断发掘儿时的伤痛，而是逐渐地学习，努力地接纳我们自身的局限，并在此后的余生中努力自行承担起痛苦之重。心理医生的工作并不是提供解脱，让患者摆脱那些造成严重不适的症结，而是要加重不适，教会患者成为成年人，此生第一次去主动面对“独自面对痛苦、被世界抛弃”的感受。
不是说避开痛苦，而是逐渐成长到能面对这样的痛苦。
准许自己带着更清明的意识，去造访这些沼泽地。说到底，我们并无多少选择，因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此生都得在那儿花去不少时间。
精神（spirit）与灵魂（soul）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说灵魂是生命的目的性，是大自然给予个体的投资，那么精神就是能量，是力比多，是人生旅程中的厄洛斯
出于对成功的狂热追捧，对满足期待的强迫性渴望，我们遭遇了倦怠的折磨，以及名为“消沉”的灵魂的衰弱无力。
心灵有两种自主行为：情绪功能，能量之流。
命运
命运并不等同于宿命。命运代表了一个人的潜能，代表了内在的可能性——可能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命运邀请人们做选择。没有选择的命运无异于宿命。”——
她，以及我们所有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宿命、走向命运 ，将直接取决于我们能从存在性焦虑——它将一直是我们如影相随的旅伴——的手中夺回多少人生。
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历史。事实上，我们身上发生过的每一件事似乎依然都还在心灵深处存活着。
现代心理学，没有在尝试解决灵魂的问题。
然而，事实是多么讽刺啊，现代心理学往往只处理这样的问题——能被人观察并转换为统计模型的行为，或是能被再次设定的认知，要么就是能被药物矫治的、生物化学方面的异常现象。虽然这些治疗手段确实效果显著，对患者很有帮助，可它们却极少面对现代人最为深切的需求，即让人生旅程变得有意义。无论是何种疗法，无论在初始时能多么有效地缓解症状，只要它不去解决灵魂的问题，到最后必定也只是肤浅的。
神经症“最终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他认为神经症属于“不真实的痛苦”（inauthentic suffering），而真实的痛苦是对“存在”（being）之伤痛做出的现实反应。
心理疗法不是搭建出各式各样的模型，然后根据这些模型把人类的痛苦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它是对痛苦的检视，是发现外部事件与内在事件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这样的联系构成的。
荣格认为，神经症不只是对人生创伤的防御，更是一种想去疗愈这些创伤的无意识的努力。因此，暂且不谈它的后果，我们至少应该尊重它的意图。出现症状，其实是患者在表达想要获得疗愈的愿望。我们不该压抑它们或消灭它们，而是应当去理解它们所代表的创伤。这样一来，创伤，以及渴望获得疗愈的动机，就有可能帮助患者拓宽自己的意识。卡罗德努特也指出：“（一个人）决定借助心理疗法来处理痛苦，而不是求诸某个全能的神灵，即是主动选择了意识。” 尽管代价甚巨，但这种清醒的意识会让我们的内在变得更加宽广、丰盈。
因此，源自我们内心的那些强迫行为、上瘾、情结的投射就被转移到了外部世界中，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给他人造成了重负——虽然我们自己也抱怨它们的沉重。
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一股巨大的、睿智的、天生就有的力量。这个想法理应令人感到踏实和欣慰，可实际上它往往让人心神不宁。儿时的经历、脆弱、面对外界环境时的无力感，还有依赖的正当性，我们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它们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心里；而这一切的对立面，也就是个体的自由、个体的责任，都令人望而生畏。
如果我们能够与这种内在的力量建立联结，而不是每次都根据外部力量做出条件反射式的调整，从而加剧与自我的疏离感，那么我们心中就会感到非常踏实，就好比稳稳地站在某种深层次的真相之上，站在我们最自然的天性之上。在这种与深层真相建立关联的时刻，即与荣格所说的“自性”（Self）相遇之时，人会感受到一种联结与支持；要想缓解普遍性的、对被抛弃的恐惧，这种联结感与支持感必不可少。
自我，即对“我是谁”在意识层面上的感知，是充满情绪的、不断重复的个人经历的累积。它是意识的核心情结，而意识的边界是流动易变的，也很容易遭到侵犯。
我们需要自我来主导意识层面上的日常生活，调动心理的能量，并引导它们流向目标；我们需要自我来维持一定程度的自洽和延续性，这样我们才能一天天地走下去，并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可是，自我的核心目标是安全感。不难理解，安全感就是要对抗从内在生发出的、无意识的潮涌，并与引起巨大冲击的外来能量交锋。出于这个目标，也就是对安全感不可避免的、强迫性的渴望，自我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小傻瓜，在人生的客厅里东跑西撞，捡拾杂物，弄得四处尘土飞扬，把那儿变成了一个更加不舒适的地方。
从自我对待世界的狭隘视角来看，它的任务就是追求安全感、掌控感，以及平息冲突。然而，从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自我的恰当角色应当是与自性和世界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自我应当保持开放，尽力做到有意识，并且愿意交流协商。荣格将这种自我与自性之间的对话称作“交换意见”（Auseinandersetzung），是对独立但相关的现实的辩证交流。“自性”这个概念超越于现实之上，也高于自我，它不仅是对紧张的自我的局限性的认识，也是对自我在更大背景下的地位的认识。荣格提出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概念——即人生的目的是借由成为个体来服务于生命的神秘——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极其深刻的贡献，或是像有人所说的，是一个为现代社会提出的神话。
自性令我们成为自己，或者说，通过在躯体层面、情感层面和想象层面上的体验，我们体验到它塑造我们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把自性描述为一个“乐意当模具的模具”，也就是说，它既是目的论的，也是情境性的；它既是目标，也是模具。那么，心灵或灵魂，就只是我们指代那个神秘过程的词语而已——借由这个过程，我们得以体验到何为朝着意义前行。
最近几次看到这样的观点，不是‘我选择了xx【写作/艺术/诗歌】，而是xx选择了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个意思，灵魂会召唤我，灵魂有它的需求，我没法装作看不到，或者不去回应它。
在恐惧之外，在无垠空间的寂静之外，丰盈的生命旅程正在静静等候。当我试图通过把自己的生命旅程转嫁给另一个人，从而避开它的时候，当我由于害怕孤独而向孤独屈服的时候，我不仅违背了我人生的独特意义——实现它正是我此生的召唤，给那个我宣称要去爱的人身上增添了一副重担，我也因此放弃了自己应当体验到的宇宙的丰盈，也就是生命要求我去显化、去表达的那份丰盈。唯有在对“我自己”的激进体验中——不是我的父母，不是你，甚至也不是曾经的我——我才得以体验到生命的富足，这富足往往令人害怕，但它一向使人变得更加充实、丰盛。
他不肯付出必需的努力——英雄式的努力——来挺直腰板面对这个情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承受痛苦，夺回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我选择成为的那个人。”该如何穿越沼泽，不再泥足深陷，不再重复过往，也不再更严重地伤害自己，正是我们最后一章的主题。
看清你的想法和感受……那里站着一位强大的裁决人，一位不知名的智者——名字叫作自性。
个体化的目标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它不是让人沉迷于自恋，一心只想着自己，而是要借由个体，将天地的宏伟意图显化出来。每一个人，无论多么微不足道，身上都承载着一小块天地赋予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的起源笼罩在神秘之中，若要实现它，就需要我们扩展意识。如果这是真的，而且我相信这是真的，那么，个体化的任务就是追求完整——不是美德，不是纯洁，也不是幸福。而完整就包括了被拽落泥沼，也就是心灵经常迫使那个不情愿的自我所做的事。
在我们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个体化的进程并不取决于那帝王般的、狂妄自大的自我，而是取决于内心中的那些“农夫”，它们会发牢骚，会有怨气，基本上毫不在乎那位帝王的意志。有多少漠然的君主都被不起眼的小人物推翻了？我们那无法预测的人生旅程也是一样。尽管灵魂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受到惊吓、不知所措的自我拼命地忽视沼泽地的存在，压制它、否认它，仓皇地逃离它。然而，在人生的很多时间里，我们都得待在这泥沼之中。之所以会有神经症这个牢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拒绝承认沼泽地的存在。
个体化的任务就比一切阻拦我们前进的东西更重要。
个体化的任务就比一切阻拦我们前进的东西更重要。有趣的是，当我们能够坦然接受存在性焦虑，知道自身是脆弱的生物，依附在一颗不停旋转的、于时空中急速坠落的星球上，与此同时，还能感激自己有机会参与这一趟伟大的旅程，此时我们就向着个人解放迈进了一大步。焦虑就像雾一样，让我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走出，就会大有斩获。
对别人说“不”时感到内疚，实际上是在防御“他者会因此不高兴”的可能，并由此激活了人人都背负着的、浩瀚无边的情绪库。
这种“防御深层焦虑”式的内疚，反映出的是一个人很少被允许做自己。
而取悦别人不该是你的首要目的。
你已经长大，是成年人了，当你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时，完全有能力做出有价值的决策，而且，实属必要的话，你肯定也能够承受他人的不悦。
一头是虚假的自我，源自被内化了的、对原生家庭的认知；另一头是他本该成为的那个人。
但凡一个人正在经历虚假自我的解构，一般都会遭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茫然感，就像在荒野里徘徊一样。就像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描述的：“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一个已经死亡，而另一个还无力诞生。”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职业生涯、情感关系、人生方向或欲望可言，因为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活力，变得随波逐流，也预见不到更新后的自我感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时期，任何事情对戴文来说都毫无意义，因为一切事情的内核都被虚假的自我污染了。唯有阅读，以及对音乐和大自然的热爱还能在他的灵魂中激起些许涟漪。
带着新的欲望前行吧 因为我们惯常去建造的 去爱的 是一片无人的荒野 唯有鬼魂才能 居住于两团火焰之间
他一直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中，那些失去、束缚、对于被遗留在地下世界的那些东西的哀悼令他感到悲伤，但他也准备投身到一个新世界去，进入一段崭新的情感关系，拥有崭新的自我感。
虚假的自我与天然的自我之间似乎要发生一场必需的、无可避免的冲撞。虚假的自我源于童年时期，孩子对生活中不可预测的变化做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然后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而天然的自我渴望表达自己。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冲撞的结果就是神经症。那些选择继续停留在无意识的状态、察觉不到痛苦中蕴含的任务的人，会继续卡在痛苦中，或是继续伤害身边的人。
他明白，死寂被打破了。他俩是在一起的，无论是厮守还是分开。
因为他依然在这里，跟我在一起”。于是，这次体验结束在一种深深的宁静与接纳中。我没有失去亦师亦友的安曼博士，因为他依然在我心里，即便是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此时此刻，他也在。
或许，真正真实的、重要的、有分量的人和事，永远不会真的失去。唯有放下控制的妄念，一个人才能真正地哀悼失去，真正地赞颂价值。
我们只会被信任的人欺骗。然而我们还是需要相信。一个因为害怕遭到背叛而不愿心怀信念、拒绝去爱的人，确实不会受到这些伤害，但谁知道他或她会因此错过什么呢？
在每一片灵魂的沼泽地里，都有一项成长任务。正如荣格建议的那样，在每一次治疗中都应该问，借由神经症，这位来访者在逃避什么任务，因此我们也应该自问，在每一片阴郁的泥沼中，暗含着什么任务。每种情况都会有所得：获得允许，告别依赖，或是找到勇气，让人即便脆弱也能敢于站到天地之间，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每一片沼泽中都隐藏着任务。我们需要拿出莫大的勇气，去承认抑郁的价值，去尊重它，而不是试图吃点药把它赶紧治好，或是用其他事物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痛楚中转移开。在心底深处沉潜着的，是有待揭示的意义，它们脱离了意识，但依然是鲜活的。尽管抑郁把能量从意识层面的生活中抢走了，但那些能量并未消失。它们沉在底层世界，就像俄耳甫斯 需要深入地府，去面对那些黑暗的力量一样（或许还要用魅
怀疑是改变的必备燃料，让成长得以发生。
问题不在于怀疑，问题在于对改变的恐惧。任何组织或个人想要成长，就必须面对怀疑的风险。
怀疑是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
怀疑是一种激进的信念。
生命、意识，还有令人生畏的灵魂旅程都始于创伤性的分离。我们原本与宇宙的心跳紧密相连，在子宫这个温暖湿润的世界中，一切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可突然之间，我们被扔到一个在时空中不停旋转和坠落的冰冷星球上。从此，我们始终未能复原，再也不能充分地重新体验到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即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如果说，我们将把整个人生都用来处理这个问题——要么通过某种形式的退行冲动重新找回失去的联结感，要么就是把这个深层需求升华，去寻找与大自然、他人或神的联结——这说法恐怕也并不夸张。
但这种联结感不可能持续太久，也不可能完整。因此，人感受到了失去联结、在宇宙中孤单无依的焦虑与痛楚。即便是联结真的发生了，人也会很快再度真切地、痛苦地感受到孤绝。里尔克在他的诗作《孤独》中做出了形象的描写：尽管“（我们）同眠于一张床上/孤独感随着河水流淌”。
甚至都没有人能有效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在人生的后半程，我们不得不放弃的两个最大的幻想是：我们能够永生不朽，以及在某处有一位“神奇他者”，能够把我们从存在性的孤绝中拯救出来。
能否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停止责怪他人或期待他人的拯救，以及能否承认孤独的痛苦——无论自己在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方面做了多少投入。
我们是谁？我们由什么构成？在那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在对灵魂问题的思索中，我们创造出了最丰富、最深刻的自己。恰恰就是孤独，令我们的独特光彩得以绽放。
想要退却，想要寻求他人的陪伴，想要避开那条通向圆满自我的旅程，不仅是对灵魂犯下罪行，也是对宇宙本身的拒绝。
我们的降生就是创伤性的，它是心理上的创口，一个我们从未彻底从中恢复过来的灾难性事件。人生中的绝大多数主题都是对这场灾难性的分离的回应。
独处
我们无可避免地会高估关系的价值，低估独处的价值。
当我们能独自待着，却不感到孤独的时候，我们就抵达了独处的境界。
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走进没有道路的森林，因为走别人走过的路是可耻的。但是，走自己的路，需要的是何等的勇气和智谋，又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啊！
与他者的融合短暂地取代了孤独感。在那个瞬间，人回到了子宫里，通过脐带与宇宙相连，但这只是短短一瞬，然后，就像里尔克所说，孤独感又回来了，像大河一样向前奔流。
恐惧
一个不能承受原始创伤带来的情绪的人，就只能继续当个受害者。
对付恐惧的唯一解药就是去经历它，穿越它。唯有去拥抱孤独，才能推翻它的暴虐统治。
当你接纳了身为陌生人的状态，你就不再是个陌生人了……我指的是那种流放者的感觉——感到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很奇怪、每一个人都很陌生的那种感觉。一旦我接受这个想法，也就是我不一定非得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就感到了一种自由，反而可以去成为它的一部分了。这种灵魂的释放是个悖论。当我不再抓住这个世界，世界反而成了我的。
“害怕失去世界”的解药，就是放开手。孤独的解药就是去拥抱孤独。
一个人越是能接纳分离的感受，越是能与自己相处，就会拥有越好的关系。
独处
里尔克认为，真挚关系的核心是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独处时光：
我认为，在两个人的情感纽带中，最高级别的任务就是：守护彼此的独处时光。
抑郁也有好几种。它可以细分为“反应性或外源性（reactive or environmental）抑郁”、“内源性（endogenous）抑郁”、“心因性（intrapsychic）抑郁”。它们经常被混为一谈，一个人也有可能同时遭受三种抑郁的侵袭。帮助患者厘清目前的抑郁是哪一种（或哪几种），正是治疗师的任务之一。
这就好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在平地上走路，而他们每一天都在翻山越岭。
抑郁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口无底的深井，但在荣格看来，心因性抑郁是一口有底的井，只是我们需要下潜得很深很深才能发现井底。想想“抑郁”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抑——郁，哪些东西被压抑下去了？是生命的能量、意图和目的。它们被压抑，被阻挠，被否认，被侵犯。虽然压抑的原因有可能辨析得出，也有可能辨析不出，但我们内心中的某些东西是抑郁的同谋。甚至可以说，抑郁的数量和质量与被压抑下去的生命力的数量和质量是直接相关的。生命在和生命对战，而我们就是那不情不愿的宿主。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自身抑郁的中介。试想，我们如何无可避免地将生活的状况内化于心，尤其是原生家庭的状况。我们条件反射般地编出一套互相交织的，关于我们自己、他人和人际关系的假设。例如，一个孩子对于爱、安全感和情感支持的早期需求没有被充分满足，那么他会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个错误的假设。孩子会感到自己不值得被悉心照料，因为那些照顾他的人显然认为他不值得。再者，由于早期的照顾者是把孩子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起来的中间人，那么，早期的关系就会成为日后一切关系的样板。
中年时爆发的抑郁暗示着生命力被压抑了。
如果雅各想成为自己，那就必须放弃当年那个孩子的合理期待——希望父母接受他本来的样子。如果不放下这个期待，并转而学着爱自己、给自己提供情感支持，那就意味着他还会继续抑郁下去。要走出抑郁，我们往往需要冒风险——鼓起勇气面对我们最害怕的东西，挪走那些阻碍我们自然生长的东西。如果爱德华决定追随灵魂的召唤，他很可能会一头扎进焦虑之中，因为这正是他的内疚试图防御和对抗的，即对孤立感的焦虑——辜负群体的期望会令他孤立。
在这个艰难的抉择面前，我们必须选择焦虑，因为焦虑起码是一条通向潜在成长的道路，而抑郁是停滞，是被生命打败。
果我们被要求扮演的角色与自己的内在形象不符，差异往往就会以抑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我们却浑然不觉。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井中，就很难去潜入井底了。
荣格学派认为，神经性抑郁症（neurotic depression）是有疗愈意义的。心灵的这种表现代表着服务于自性的能量出现了退行。这就像我们在夜间的退行，即睡眠，是为了让身体和心灵恢复平衡，获得疗愈。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身上有某个重要的部分失落了，那我们肯定要回去（或潜入深处）把它找到，带回表面上来，去整合它，把它“活”出来。就像萨满巫师会进入灵性世界，把分裂的灵魂修复好再带回来，以便重新整合，我们也需要找回落下的东西，把它带回表面。
一切上瘾其实都是管理焦虑的手段。
正常的焦虑与神经症性质的焦虑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想要充分地、尽情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然会频繁地经受焦虑——作为一个有感知能力的物种，这种感受是我们命中注定的。永远不要因为感到焦虑而嘲笑自己。唯有当焦虑妨碍我们尽情生活的时候，它才能称得上是心理问题。
我真可悲！我该飞往哪里，才能躲过 这无尽的愤怒，无尽的绝望？
无论我飞向哪里，都身在地狱；我自己就是地狱。
这里就是地狱，我们自己即是地狱。
我即地狱
我们就是地狱，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建造了它，又条件反射地屈从于它。
逃不掉
“无论我逃向哪里，都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
从功能角度说，我们必须面对的这个恶魔就在我们的内心；我们走到哪儿就把它带到哪儿，它把力量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举动中。
敌人正是自己。人至少要到中年，才能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人需要对外部世界做出诸多投射——职业、关系、社会角色——并且承受投射无效的苦果；人需要犯下足够多的错误，才能渐渐地看出自己的模式；人需要先发展出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才能有胆量向内寻找过往选择的源头。唯有在此时，一个人才具备了足够的阅历和勇气，去盘点和辨析那些无意识的因果，进而突破旧模式，创造新生活。
当我们把事情往最坏的地方想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有意识地面对坏事、承担坏事，而是在无意识地小题大做，然后忍受着泛滥情绪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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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神圣的，它不是直接就能掌握的东西。唯有在反思中，在例证和象征中，在单一或相关的表象中，我们才能领悟到它。它以“令人无法理解的人生”的面目出现，可是我们却无法摆脱想要理解它的欲望。 ——歌德（Goethe）
人是唯一会笑会哭的动物；皆因唯有人会因为“事情实际是怎样”与“事情理当是怎样”之间的差异而备受打击。
有一种观点，或许应该称之为反复出现的幻想吧，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幸福。毕竟，就连美国的《独立宣言》也做出了“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许诺。有朝一日，能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逗留、休憩，无忧无虑，幸福快乐——谁不向往这样的情景呢？ 可是，大自然，或者说宿命、上天，却另有打算。它不断地打破人们的幻想。我们向往的图景和实际的遭遇（困顿）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道裂隙总是在西方人的脑海中闪现。在帕斯卡（Pascal）看来，我们不过是脆弱的芦苇，轻易就能被漠然的天地摧毁，然而我们也是会思考的芦苇，能够想象宇宙洪荒。歌德笔下的浮士德（Faust）说起胸臆间那两个相争的精魂，一个执着于尘世，另一个向往天堂。尼采（Nietzsche）让我们想起发现自己并非上帝并悲悼于这个事实的那一天。散文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观察到：
在期望与真实之间的裂隙中升起的感慨简直多到无穷无尽。是坚毅地忍受下去，还是像英雄般做出回应，抑或是哀叹自己时运不济？这似乎是一个艰难的但又绕不过去的选择。但荣格心理学，以及它倡导的“自律的自我成长”，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其前提是：人生的目的不是追求幸福，而是探寻意义。
我们大概都充分体验过幸福的瞬间，但它们总是稍纵即逝，既不能凭着许愿成真，也无法靠希望永存。不过，荣格心理学，以及荣格曾经从中汲取洞见的、诸多宗教与神话方面的丰富传统都主张，正是灵魂的沼泽地、痛苦的大草原为人们提供了情境，促发人们去探索，并最终寻获意义。正如两千五百年前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发现的那样，神祇颁布了庄严的律令——经由痛苦，世人悟出智慧。
若是没有痛苦——它似乎是心理与灵性达到成熟的必要条件——人会停留在无意识的、幼稚的、依赖的状态中。然而，我们的诸多成瘾问题、意识形态层面的依恋，还有神经症，都是对痛苦的逃避。四分之一的北美人信奉正统基督教派的信仰体系（fundamentalist belief systems），希望借助过于简单的、黑白分明的价值观，让人生旅程变得没那么沉重；他们不喜欢灵性问题中存在模棱两可，于是寻求领袖人物带来的确定感，或是抓住现成的机会，把人生中的矛盾投射到邻人身上。还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沉溺于形形色色的上瘾行为，将存在性焦虑暂时麻醉，结果却发现它执拗地又在次日重返。余下的人选择了神经症，也就是说，运用诸多直观的防御手段去对抗人生中的创伤。但这些防御同样会令灵魂陷入困局，即让人始终只会做出被动的反应。而这会让一个人滞留在过去，而不是活在当下。
有句老话说，宗教是为那些害怕下地狱的人准备的，而灵性是为那些去过地狱的人准备的。除非我们能够正视“向往的图景”与“实际的体验”之间的差距，除非我们能有意识地承担起灵性成长的任务，否则我们就会永远滞留在逃避或否认的状态，或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尖酸刻薄地对待自己和他人。
人生中许多有意义的时刻将会从这里诞生。
他们既不能从宗教传统中找到慰藉或投注情感，也无法被医学方法治愈。跌入现代主义裂隙中的人越来越多，可对他们来说，关于灵魂受苦的科学尚不存在。
心灵（Psyche）是希腊语中“灵魂”的意思，从词源学上讲，它可以追溯到两个并存的源头：一个是“蝴蝶”，借助这个比喻，那神秘、优美却又飘忽不定的特质将我们对灵魂的体验戏剧化地呈现出来；另一个则是动词“呼吸”，类比的是那一阵看不见的气息，在人们出生时降临，又在死亡时离去。
然而，事实是多么讽刺啊，现代心理学往往只处理这样的问题——能被人观察并转换为统计模型的行为，或是能被再次设定的认知，要么就是能被药物矫治的、生物化学方面的异常现象。虽然这些治疗手段确实效果显著，对患者很有帮助，可它们却极少面对现代人最为深切的需求，即让人生旅程变得有意义。无论是何种疗法，无论在初始时能多么有效地缓解症状，只要它不去解决灵魂的问题，到最后必定也只是肤浅的。
神经症“最终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他认为神经症属于“不真实的痛苦”（inauthentic suffering），而真实的痛苦是对“存在”（being）之伤痛做出的现实反应。若是这样的话，那么治疗的目的就不在于消除痛苦，而在于从痛苦中穿越出来，走向更为广阔的意识，这个被拓展了的意识能够涵容生命中对立的两极。
心理疗法不是搭建出各式各样的模型，然后根据这些模型把人类的痛苦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它是对痛苦的检视，是发现外部事件与内在事件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这样的联系构成的。
荣格认为，神经症不只是对人生创伤的防御，更是一种想去疗愈这些创伤的无意识的努力。因此，暂且不谈它的后果，我们至少应该尊重它的意图。出现症状，其实是患者在表达想要获得疗愈的愿望。我们不该压抑它们或消灭它们，而是应当去理解它们所代表的创伤。这样一来，创伤，以及渴望获得疗愈的动机，就有可能帮助患者拓宽自己的意识。卡罗德努特也指出：“（一个人）决定借助心理疗法来处理痛苦，而不是求诸某个全能的神灵，即是主动选择了意识。” 尽管代价甚巨，但这种清醒的意识会让我们的内在变得更加宽广、丰盈。
因此，源自我们内心的那些强迫行为、上瘾、情结的投射就被转移到了外部世界中，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给他人造成了重负——虽然我们自己也抱怨它们的沉重。
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一股巨大的、睿智的、天生就有的力量。这个想法理应令人感到踏实和欣慰，可实际上它往往让人心神不宁。儿时的经历、脆弱、面对外界环境时的无力感，还有依赖的正当性，我们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它们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心里；而这一切的对立面，也就是个体的自由、个体的责任，都令人望而生畏。
如果我们能够与这种内在的力量建立联结，而不是每次都根据外部力量做出条件反射式的调整，从而加剧与自我的疏离感，那么我们心中就会感到非常踏实，就好比稳稳地站在某种深层次的真相之上，站在我们最自然的天性之上。在这种与深层真相建立关联的时刻，即与荣格所说的“自性”（Self）相遇之时，人会感受到一种联结与支持；要想缓解普遍性的、对被抛弃的恐惧，这种联结感与支持感必不可少。
成熟其实并不意味着不会被抛弃，而是我们主动地抛弃了一些幻象……如果我们能够承担得起独处的焦虑，全新的地平线会铺展开来，而且我们终将学会不依赖他人也能独立存在。
独处的概念很容易理解，我们也都声称自己很渴望它，可人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在逃离这种焦虑——彻底地、全然地面对自己，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天地之间。
千方百计地避免灵魂陷入阴郁状态，这个行为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这是因为，一个从来不曾松弛下来、从来不曾放下“我想要获得幸福、想要无忧无虑”的急切渴望的人，永远也无法获得安宁与休憩；相反，他将无可避免地被拉下泥沼，时常感到痛苦。
大自然总会有潮起潮落，这不正是它的天然节律吗？一年有四季，女性每月有经期，我们每天也会感受到高低起伏的生物节律，还要把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交给那个名为“睡眠”的黑暗世界，这不正是我们的亲身体验吗？所谓的“被动的自然”与“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ta, natura naturans），这种节律不正是自然的天性吗？《传道书》（Ecclesiastes）中反复吟唱的讯息，不正是对这种节律的赞颂吗？
自我，即对“我是谁”在意识层面上的感知，是充满情绪的、不断重复的个人经历的累积。它是意识的核心情结，而意识的边界是流动易变的，也很容易遭到侵犯。
我们需要自我来主导意识层面上的日常生活，调动心理的能量，并引导它们流向目标；我们需要自我来维持一定程度的自洽和延续性，这样我们才能一天天地走下去，并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可是，自我的核心目标是安全感。不难理解，安全感就是要对抗从内在生发出的、无意识的潮涌，并与引起巨大冲击的外来能量交锋。出于这个目标，也就是对安全感不可避免的、强迫性的渴望，自我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小傻瓜，在人生的客厅里东跑西撞，捡拾杂物，弄得四处尘土飞扬，把那儿变成了一个更加不舒适的地方。
从自我对待世界的狭隘视角来看，它的任务就是追求安全感、掌控感，以及平息冲突。然而，从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自我的恰当角色应当是与自性和世界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自我应当保持开放，尽力做到有意识，并且愿意交流协商。荣格将这种自我与自性之间的对话称作“交换意见”（Auseinandersetzung），是对独立但相关的现实的辩证交流。“自性”这个概念超越于现实之上，也高于自我，它不仅是对紧张的自我的局限性的认识，也是对自我在更大背景下的地位的认识。荣格提出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概念——即人生的目的是借由成为个体来服务于生命的神秘——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极其深刻的贡献，或是像有人所说的，是一个为现代社会提出的神话。
自性令我们成为自己，或者说，通过在躯体层面、情感层面和想象层面上的体验，我们体验到它塑造我们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把自性描述为一个“乐意当模具的模具”，也就是说，它既是目的论的，也是情境性的；它既是目标，也是模具。那么，心灵或灵魂，就只是我们指代那个神秘过程的词语而已——借由这个过程，我们得以体验到何为朝着意义前行。
对许多人来说，灵魂这个概念可能过于虚无缥缈，然而，正是为了尊崇它那含混不清、飘忽不定的特质，我们必须保留它。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中，如今我们称之为“泛灵论”。（下回有人打喷嚏，而你脱口说出“老天保佑你”的时候，想想看。）处于退行状态时，人人都会把心灵投射到大自然与他人身上。灵魂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领域里，人能够体验到神秘的深度，以及它给出的暗示——正是这些构成了灵魂。这种暗示有种奇异的熟悉感，因为我们身上就有相似的东西——同频就会共振。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诗句中追忆人与自然尚未如此割裂的年代：
我们内在的某些东西与海洋的浩瀚幽深发生了共振。那引人敬畏的、无从触底的深度引发了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的内在中也蕴含着同样的深度。我家离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的赌场也只有一两英里，每年造访的游客里绝大多数都是西方人，人数比去迪士尼乐园或纽约的还多。同样，这必定是因为，在铺着绿绒毯的赌桌上，在叮当作响、彩灯闪烁的机器前，灵魂被投射了出去。人们必定是在寻求片刻的超越，瞬间的赋权，还有与他者（the Other）稍纵即逝的相遇。人们寻求的，其实早已存在于内心，然而我们轻易地将之投射到海浪与沙滩上，或是安乐无忧、优渥富足的梦想中。
个体化的目标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它不是让人沉迷于自恋，一心只想着自己，而是要借由个体，将天地的宏伟意图显化出来。每一个人，无论多么微不足道，身上都承载着一小块天地赋予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的起源笼罩在神秘之中，若要实现它，就需要我们扩展意识。如果这是真的，而且我相信这是真的，那么，个体化的任务就是追求完整——不是美德，不是纯洁，也不是幸福。而完整就包括了被拽落泥沼，也就是心灵经常迫使那个不情愿的自我所做的事。
在我们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个体化的进程并不取决于那帝王般的、狂妄自大的自我，而是取决于内心中的那些“农夫”，它们会发牢骚，会有怨气，基本上毫不在乎那位帝王的意志。有多少漠然的君主都被不起眼的小人物推翻了？我们那无法预测的人生旅程也是一样。尽管灵魂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受到惊吓、不知所措的自我拼命地忽视沼泽地的存在，压制它、否认它，仓皇地逃离它。然而，在人生的很多时间里，我们都得待在这泥沼之中。之所以会有神经症这个牢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拒绝承认沼泽地的存在。
荣格说，他不会在过去中寻找神经症的成因，而是在当下：“我会问，患者需要做，但又不愿做的任务是什么？”
所有这些心灵状态都具备灵魂层面的意义。我们的任务就是全然地经历它们，不压抑它们，也不把它们投射到他人身上，造成伤害。如果我们不去面对内在的东西，就要一直背负着深层的隐患。为了疗愈自身，也为了向世界提供疗愈，我们需要时不时地蹚过泥沼。虽然我们不愿意涉足那些地方，但或迟或早，我们总会被拖拽进去。
在研习精神分析的那些年里，我的一个朋友总爱说一句话：“可它意味着什么？”无论是跟别人起了冲突，还是做了噩梦，只要遇到不愉快的状况，她都会这样问。我觉得这很烦人，可她是对的。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拓宽了自己的地平线，也活得更有尊严。
灵魂层面的功课不仅是疗愈的先决条件，也是心智成熟所必需的。卡罗德努特再次精当地写道：
心理治疗的终极目的不在于像考古一样，不断发掘儿时的伤痛，而是逐渐地学习，努力地接纳我们自身的局限，并在此后的余生中努力自行承担起痛苦之重。心理医生的工作并不是提供解脱，让患者摆脱那些造成严重不适的症结，而是要加重不适，教会患者成为成年人，此生第一次去主动面对“独自面对痛苦、被世界抛弃”的感受。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将会探索一些黑暗的领域。我们每个人都曾涉足其间，并渴望逃离它们。我不会提供脱离困境的方案，因为它们并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它们是一种始终会存在的、对旅程的体验——那是心灵分派给我们的旅程。
史书（opus），即灵魂的功课，由三部分组成——“洞察、忍耐和行动”。 他写道，心理学只能对洞察的部分有帮助。在洞察之后，就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去做必须做的事，还需要力量，去承担相应的后果。
准许自己带着更清明的意识，去造访这些沼泽地。说到底，我们并无多少选择，因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此生都得在那儿花去不少时间。与这些黑暗的力量搏斗，
当一个人无法承受整体的时候，就会转而关注一些细小的、具体的、能够理解的部分。
生活中始终不缺灵魂层面的重大议题，每天都能遇到；以及，那些最好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与别人分享自己的食物、不肯将自己受到的残酷对待加诸他人的人，没能存活下来。
内疚就像一只硕大的黑鸟，栖落在我们绝大多数人肩头。荣格关于“阴影”的概念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会踏足禁区，会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自恋且怯懦。有谁不记得拉丁诗人泰伦斯（Terrence）的金句“我是人，凡属于人的于我都非异类”（Ego sum humanum.Nihil a me humanum alienum.）呢？我是人，有关人性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陌生。可是，正当我们祈望欢庆，祈望自由，不再受过往约束时，那只硕大的黑鸟依然落在那儿，刺耳地嘎嘎大叫。它粗嗄的叫声破坏了那一刻的欢悦，一切又滑落回从前，还伴随着那个名叫“耻辱”的侍从。
承认（recognition）、补偿（recompense）、解脱（release）。
停止否认，承担起自己人生的责任，并且在有可能的时候，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做出补偿。
涌起的能量超出了当下情境的合理需要，人感受到躯体层面上的“入侵”，在身体上体验到了情绪状态。
与无所不能的父母之间的“碰撞”被孩子内化后，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对别人说“不”时感到内疚，实际上是在防御“他者会因此不高兴”的可能，并由此激活了人人都背负着的、浩瀚无边的情绪库。
荣格指出，一个没有阴影的人——意思是一个人完全没有意识到阴影的存在，并且极力防御阴影——是肤浅的人。
这种“防御深层焦虑”式的内疚，反映出的是一个人很少被允许做自己。
而取悦别人不该是你的首要目的。
你已经长大，是成年人了，当你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时，完全有能力做出有价值的决策，而且，实属必要的话，你肯定也能够承受他人的不悦。
在这个我们创造出来的世界里，我们却并不自在。”
看清楚我们对别人、对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学着原谅自己，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至为艰难的。得到原谅的自己会变得轻松自由得多，可以向前走了，同时也拥有了更加清明的意识，而这能让生命变得更加丰盈。
接受你已被接受的事实，虽然事实上你是不可接受的。”
把这个定义内化，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必要的事。这恩典是多么奇异，卸去重担后的灵魂又该是多么轻松！如此一来，人便可以更加深入地体验这个世界了。
他们自己也有权利展开独立的人生旅程。有时，一个人甚至必须成为神话中所说的“神圣罪犯”（Holy Criminal），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违背社会规范。这类人不得不活出自己的使命，即便要背负结果带来的沉重内疚感。认为战争罪恶而拒绝服兵役的人就是例证。历史或许会原谅这样的违规者，但社会很少会，个人往往也不会。
由于内疚把我们与过去牢牢捆绑在一起，它也会污染当下和未来，甚至能达到毁灭的程度。若想带着清醒的意识去处理内疚，我们必须有能力辨别自己承受的内疚是哪一种。真实的内疚是承担责任的成熟行为。逃避责任不仅属于人格上的退行，它还意味着，一个人永远无法走出未经整合的体验。我的一位朋友说过：“只会内疚，又有何用？”我猜她的意思是，生命的优质能量被浪费在过去，而且让人无法对新方向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估。唯有通过整合，个体才能拥有必需的意识状态，让新模式得以渐渐铺展开来。
一头是虚假的自我，源自被内化了的、对原生家庭的认知；另一头是他本该成为的那个人。
但凡一个人正在经历虚假自我的解构，一般都会遭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茫然感，就像在荒野里徘徊一样。就像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描述的：“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一个已经死亡，而另一个还无力诞生。”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职业生涯、情感关系、人生方向或欲望可言，因为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活力，变得随波逐流，也预见不到更新后的自我感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时期，任何事情对戴文来说都毫无意义，因为一切事情的内核都被虚假的自我污染了。唯有阅读，以及对音乐和大自然的热爱还能在他的灵魂中激起些许涟漪。
一个天资聪颖、有才华的成年男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困于原生家庭。
在多年以来他人连续不断的要求与期望之下，他失去了自我。
带着新的欲望前行吧 因为我们惯常去建造的 去爱的 是一片无人的荒野 唯有鬼魂才能 居住于两团火焰之间
从来不曾认真思考过什么对于我们是重要的。
阿尼玛（anima）
他一直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中，那些失去、束缚、对于被遗留在地下世界的那些东西的哀悼令他感到悲伤，但他也准备投身到一个新世界去，进入一段崭新的情感关系，拥有崭新的自我感。
唯有巨大的失去才能提供这样的催化剂，帮他看清另外一个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进入了无意识状态的失去——他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唯有哀悼，才能激励他终于面对与自我的疏离。唯有对安妮的背叛，才能引领他看清他的原生家庭中的剥削本质。
走出失去、哀悼与背叛的深海，他重新找回了他的欲望，他自己的星星。
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就会失去每一个我们关爱的人；如果我们活得没那么长，他们就会失去我们。
爱过又失去，胜过根本没有爱过。
唯有当有价值的事物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过，失去的体验才会真切。如果我们不曾感觉到失去，那说明它对我们没多大价值。想要承受住失去，我们就必须承认失去之物的价值。
英文中的“哀悼”（grief）源自拉丁语的gravis，意思是“承受”，从这个词中还衍生出了“重力”（gravity）。体验哀悼，不只是承受住当前境况的重负，同时也是再次见证灵魂的深度。我们只会哀悼有价值的事物。当然，哀悼中最深重的痛苦之一，就是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那种感觉提醒我们，在人生中我们能掌控的东西是多么微乎其微。就像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观察到的，“哀悼时撕扯头发真是蠢，就好像秃头能减轻悲伤似的” 。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同情希腊人左巴 ，失去儿子之后，他跳舞跳了一整夜——这行为让他的村庄蒙羞——因为他只能通过肢体来表达失去的哀恸。就像人类其他的主要情感一样，哀悼拒绝言语，拒绝被钉住和分析。
他明白，死寂被打破了。他俩是在一起的，无论是厮守还是分开。
因为他依然在这里，跟我在一起”。于是，这次体验结束在一种深深的宁静与接纳中。我没有失去亦师亦友的安曼博士，因为他依然在我心里，即便是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此时此刻，他也在。
或许，真正真实的、重要的、有分量的人和事，永远不会真的失去。唯有放下控制的妄念，一个人才能真正地哀悼失去，真正地赞颂价值。
我们只会被信任的人欺骗。然而我们还是需要相信。一个因为害怕遭到背叛而不愿心怀信念、拒绝去爱的人，确实不会受到这些伤害，但谁知道他或她会因此错过什么呢？
这种模式叫作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或者，他或她会出于避免再次受伤而完全避开亲密关系。
如果我们不去信任对方，那就说明我们投入得还不够深，还未到产生亲密感的程度。可是，如果我们不投入到这种潜伏着风险的程度，那么真挚的亲密感就永无可能出现。
没有信任，就没有深度；没有深度，就无所谓真正的背叛。
对背叛的原谅，不仅是对我们自身的背叛能力的含蓄承认，也是将我们从过往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法。有许多人在离婚之后依然心怀怨怼，不能原谅背叛自己的前任，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得还少吗？他们成为往事的奴隶，相当于依然留在那段婚姻关系中，并未与背叛自己的人分开。他们依然被憎恨的酸液侵蚀，任由它定义自己。
这个充满了变数的状态中，人有可能获得成长。我们可以从创伤中学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就会在另一个情境中重复它，或者是与它产生身份认同——有许多陷在过去里的人会认为创伤就等同于自己。
《爱欲与悲情：爱与痛的阴影》
背叛中最难以下咽的苦涩药丸，或许是我们极不情愿地承认（往往是在多年以后），我们自己亦是导致背叛发生的同谋。
失去、哀悼与背叛告诉我们的是，不能执着于任何事物，不要认为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以及我们不可能免除痛苦。
得到与失去的伟大韵律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能够掌控的是自己的态度：哪怕是在最苦涩的失去中，我们也愿意去寻找留存下来的、值得为之好好活着的东西。
这无垠空间的寂静令我心惊。” 有谁不曾在凌晨四点时醒来，感到极度孤独、脆弱与恐惧？有谁不曾体会过外部与内在那些无垠空间的寂静？有谁不曾在落叶的飘零中感受到时光之易逝，以及人在世间的孤独，就像爱德华·卡明斯在诗作中如此犀利地指出的那样？
这无垠空间的寂静令我心惊。” 有谁不曾在凌晨四点时醒来，感到极度孤独、脆弱与恐惧？有谁不曾体会过外部与内在那些无垠空间的寂静？有谁不曾在落叶的飘零中感受到时光之易逝，以及人在世间的孤独，就像爱德华·卡明斯在诗作中如此犀利地指出的那样？或者，像罗伯特·弗罗斯特所写：
星辰间的空寂 不会令我惊惧 因为那些星辰之上 并无人栖居 在这离家如此近的地方 我却
星辰间的空寂 不会令我惊惧 因为那些星辰之上 并无人栖居 在这离家如此近的地方 我却感到孤独
令我惊惧的 是我心中的那片
令我惊惧的 是我心中的那片荒芜
面对生活，有谁不曾感到力不从心，期待某种拯救？有谁不曾眼睁睁看着熟悉的东西逐渐消逝，剩下自己孤身一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匮乏资源？ ……就连令人安心的谷仓也渐渐消隐远去 我不禁心生怀疑 内里的勇气是否能随着天明升起 罗伯特·
拯救我们于这无助的境地
在每一片灵魂的沼泽地里，都有一项成长任务。正如荣格建议的那样，在每一次治疗中都应该问，借由神经症，这位来访者在逃避什么任务，因此我们也应该自问，在每一片阴郁的泥沼中，暗含着什么任务。每种情况都会有所得：获得允许，告别依赖，或是找到勇气，让人即便脆弱也能敢于站到天地之间，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被母亲虐待的孩子依然需要母亲；与此同时，他也对她又怕又恨。在成长过程中，这个创伤出现得越早，他的防御手段就越是系统化，把这些感受移情到他人身上的范围就越大，那未曾痊愈的伤口也越发不可碰触。因此，就像所有有性格障碍的人一样，他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伤害别人，把这当作一种偿还，却没有能力反思和在心理上负起责任。
可以说，神经症患者（这包括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糟糕的敌人就是自己——遭受内疚和失败感的折磨，被匮乏感纠缠。造成性格障碍的创伤发生得太早，伤口也太深，以至于个体没有足够的自我力量与个人素材对话。这些问题引起的情感反应过于强烈，令人无法面对，于是就被推入了无意识的领域，而且往往会被投射到他人身上。虽然这样的人成年后可能会在社会里位高权重，但他或她其实永远被困在了童年时期。幼时的创伤定义并指引着每一个决定，并且会继续精准地破坏人际关系，因为此人过于羸弱，无法容忍怀疑的存在，而怀疑是成长和超越早年创伤的必要条件。
如何承认怀疑——这是一切成长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能不被它压倒、弄得手足无措，这绝非一个简单的任务。
自我就像一个心胸狭隘的暴君，执意要声色俱厉地强调自己地位的正当性，这是因为它的城堡建筑在怀疑的沼泽之上，而强调是一种补偿。丁尼生说过：“相信我，比起对教义的半信半疑，诚实的怀疑中蕴藏着更坚定的信念。”
我尊重信念。但令人受教的是怀疑” 。固执的、没能力自省的、无法做自我批评的立场，是法西斯式的、铁板一块的、停滞不前的。“如果对僵化的看法忠心耿耿，”歌德观察到，“就永不可能打破锁链，也不会解放人的灵魂。”
怀疑是改变的必备燃料，让成长得以发生。
问题不在于怀疑，问题在于对改变的恐惧。任何组织或个人想要成长，就必须面对怀疑的风险。
怀疑是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
自我希望把灵魂的宇宙变成一神论的、独裁式的，但心灵实际上是多神论的、非常民主的，容纳了各种各样分离出去的能量，也就是情结。想要拓宽自我感，就需要让这些能量与自我展开对话，双方都要开放、谦卑。唯有当傲慢自我的王位被推翻时，绝大多数人才会真正长大。当围墙碎裂坍塌，新的视角就有可能产生。因此，怀疑不仅能让辩证思维保持鲜活，并因此保护文化免于陷入具体化与僵化，还能让人的个性变得更有活力，激励它不断进化、成长。
怀疑是一种激进的信念。
一切概念，无论是教条还是尚在起作用的信条，都是外壳——它承载着能量，但也是牢狱。
头脑锻造出来的、人类的镣铐。”
只要你心怀敬意地追寻终极真理，怀疑就是不可或缺的必备要素。由于我们不可能知道终极是什么，所以，在召唤之下，我们需要保持一部分开放的视野，好让神性的能量重新进入。能被命名的神祇不是真正的神。正是那些从破碎信念的废墟上升起的、饱含情感的图景，构成了新的神性。这种怀疑是一种谦卑，是人在面对神秘的浩瀚广阔时体会到的感受。它是一种诚实。它也显示出一个人对待人生旅程的认真程度和重视程度。
怀疑会带来模糊性，而这会令人感到焦虑。但是，为了不断成长，我们必须冒险去承受这种逐渐增强的焦虑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任务。
生命、意识，还有令人生畏的灵魂旅程都始于创伤性的分离。我们原本与宇宙的心跳紧密相连，在子宫这个温暖湿润的世界中，一切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可突然之间，我们被扔到一个在时空中不停旋转和坠落的冰冷星球上。从此，我们始终未能复原，再也不能充分地重新体验到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即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如果说，我们将把整个人生都用来处理这个问题——要么通过某种形式的退行冲动重新找回失去的联结感，要么就是把这个深层需求升华，去寻找与大自然、他人或神的联结——这说法恐怕也并不夸张。
但这种联结感不可能持续太久，也不可能完整。因此，人感受到了失去联结、在宇宙中孤单无依的焦虑与痛楚。即便是联结真的发生了，人也会很快再度真切地、痛苦地感受到孤绝。里尔克在他的诗作《孤独》中做出了形象的描写：尽管“（我们）同眠于一张床上/孤独感随着河水流淌”。
甚至都没有人能有效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在人生的后半程，我们不得不放弃的两个最大的幻想是：我们能够永生不朽，以及在某处有一位“神奇他者”，能够把我们从存在性的孤绝中拯救出来。
能否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停止责怪他人或期待他人的拯救，以及能否承认孤独的痛苦——无论自己在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方面做了多少投入。
一个人能否在治疗中取得进展，也就是说变得成熟起来，直接取决于以下能力：能否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停止责怪他人或期待他人的拯救，以及能否承认孤独的痛苦——无论自己在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方面做了多少投入。
如今，我对人生的坚定看法建筑在这个信念之上：孤独感远非罕见之物……它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核心的、无可避免的事实……那些骇人的怀疑、绝望、灵魂中暗黑的困惑，孤独的人对这一切必定都十分熟悉，因为除了这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形象之外，他再无其他形象可言……没有人会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没有哪种信仰能抚慰他，而且，除了他自己，没人对他有信心。而这份信心往往也会离他而去，只留下他颤抖着，满心都是无能的感觉。
孤独是人生的一种状态，是生而为人的一种体验，它令个体得以维持、扩展，并深化人性。……为了克服或逃避孤独感所做的努力，只会导致自我疏离。当一个人远离了生活的基本真相，当他成功地躲开并否认了可怕的孤独感，他也就自行封闭了那条意义重大的、自我成长的道路。
比起我们绝大多数人，沃尔夫的观点要阴郁荒凉得多，因为时不时地，我们还能从他人身上得到一些安慰和归属感。但这种浓烈的孤绝感也化作泉眼，他从中获得了惊人的力量，去和宇宙再度建立联结。虽然他的创作主题基本上都是流放和孤独，但这么多
我们是谁？我们由什么构成？在那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在对灵魂问题的思索中，我们创造出了最丰富、最深刻的自己。恰恰就是孤独，令我们的独特光彩得以绽放。
想要退却，想要寻求他人的陪伴，想要避开那条通向圆满自我的旅程，不仅是对灵魂犯下罪行，也是对宇宙本身的拒绝。
我们无可避免地会高估关系的价值，低估独处的价值。
当我们能独自待着，却不感到孤独的时候，我们就抵达了独处的境界。
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走进没有道路的森林，因为走别人走过的路是可耻的。但是，走自己的路，需要的是何等的勇气和智谋，又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啊！
与他者的融合短暂地取代了孤独感。在那个瞬间，人回到了子宫里，通过脐带与宇宙相连，但这只是短短一瞬，然后，就像里尔克所说，孤独感又回来了，像大河一样向前奔流。
诸多人格失调都源自童年时期遭受的严重创伤，这些创伤摧毁了自我，令人无法拥有温暖的、带有一定风险的、能够彼此敞开的关系。这样的人或许会结婚，或拥有不少恋爱经历，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某些东西被关闭了，导致要么亲密关系被破坏掉，要么就不可能与他人建立起真正的联结。带有这类创伤的人，获得疗愈（如果可能的话）需要很多年时间，他们需要不断地重新学习，感受与他人的相处中天然附带的那些可能性。
一个不能承受原始创伤带来的情绪的人，就只能继续当个受害者。
对付恐惧的唯一解药就是去经历它，穿越它。唯有去拥抱孤独，才能推翻它的暴虐统治。
当你接纳了身为陌生人的状态，你就不再是个陌生人了……我指的是那种流放者的感觉——感到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很奇怪、每一个人都很陌生的那种感觉。一旦我接受这个想法，也就是我不一定非得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就感到了一种自由，反而可以去成为它的一部分了。这种灵魂的释放是个悖论。当我不再抓住这个世界，世界反而成了我的。
“害怕失去世界”的解药，就是放开手。孤独的解药就是去拥抱孤独。
一个人越是能接纳分离的感受，越是能与自己相处，就会拥有越好的关系。
一个人越是能接纳分离的感受，越是能与自己相处，就会拥有越好的关系。关系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我们将个人情结代入其中，也是因为我们向关系提出了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向它索取它无法给予的东西）。在结婚誓言的背后，往往就隐藏着这种无意识的幻想：他者能够解决孤独这个问题。
里尔克认为，真挚关系的核心是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独处时光：
我认为，在两个人的情感纽带中，最高级别的任务就是：守护彼此的独处时光。
在恐惧之外，在无垠空间的寂静之外，丰盈的生命旅程正在静静等候。当我试图通过把自己的生命旅程转嫁给另一个人，从而避开它的时候，当我由于害怕孤独而向孤独屈服的时候，我不仅违背了我人生的独特意义——实现它正是我此生的召唤，给那个我宣称要去爱的人身上增添了一副重担，我也因此放弃了自己应当体验到的宇宙的丰盈，也就是生命要求我去显化、去表达的那份丰盈。唯有在对“我自己”的激进体验中——不是我的父母，不是你，甚至也不是曾经的我——我才得以体验到生命的富足，这富足往往令人害怕，但它一向使人变得更加充实、丰盛。
在怀疑与孤独的沼泽地中，蕴含着这样的任务：寻找到健康的怀疑精神——甚至能把伊克西翁从往事的铁轮上撬下来；活出那既有助于个人成长，又有益于提升一切关系质量的孤独。荣格清晰地描述了这个神秘的平衡：
孤独对陪伴关系未必是有害的，因为没人能比孤独的人对陪伴更敏感；而唯有当每一个个体都牢记自己的个体性，不去与别人认同的时候，陪伴关系才会蓬勃绽放。
拼命追寻不掺一丝杂质的幸福，从而扭曲了现实。这样的追寻有可能会沦为邪恶。
更多光明意味着更多暗夜”。
抑郁也有好几种。它可以细分为“反应性或外源性（reactive or environmental）抑郁”、“内源性（endogenous）抑郁”、“心因性（intrapsychic）抑郁”。它们经常被混为一谈，一个人也有可能同时遭受三种抑郁的侵袭。帮助患者厘清目前的抑郁是哪一种（或哪几种），正是治疗师的任务之一。
这就好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在平地上走路，而他们每一天都在翻山越岭。
抑郁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口无底的深井，但在荣格看来，心因性抑郁是一口有底的井，只是我们需要下潜得很深很深才能发现井底。想想“抑郁”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抑——郁，哪些东西被压抑下去了？是生命的能量、意图和目的。它们被压抑，被阻挠，被否认，被侵犯。虽然压抑的原因有可能辨析得出，也有可能辨析不出，但我们内心中的某些东西是抑郁的同谋。甚至可以说，抑郁的数量和质量与被压抑下去的生命力的数量和质量是直接相关的。生命在和生命对战，而我们就是那不情不愿的宿主。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自身抑郁的中介。试想，我们如何无可避免地将生活的状况内化于心，尤其是原生家庭的状况。我们条件反射般地编出一套互相交织的，关于我们自己、他人和人际关系的假设。例如，一个孩子对于爱、安全感和情感支持的早期需求没有被充分满足，那么他会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个错误的假设。孩子会感到自己不值得被悉心照料，因为那些照顾他的人显然认为他不值得。再者，由于早期的照顾者是把孩子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起来的中间人，那么，早期的关系就会成为日后一切关系的样板。
虚假的自我与天然的自我之间似乎要发生一场必需的、无可避免的冲撞。虚假的自我源于童年时期，孩子对生活中不可预测的变化做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然后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而天然的自我渴望表达自己。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冲撞的结果就是神经症。那些选择继续停留在无意识的状态、察觉不到痛苦中蕴含的任务的人，会继续卡在痛苦中，或是继续伤害身边的人。
我的抑郁意味着什么？无底之井其实是有底的，但我们必须潜到最深处才能看见。就像吉尔伽美什 一样，我们也需要面对“潜入水底，寻找生命仙草”的挑战。
为了得到温暖和光，植物会弯弯曲曲地生长，孩子也是一样，有时甚至会严重地扭曲自己。
超越功能，transcendent third，或transcendent function，是荣格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心理学的超越功能产生于意识和无意识内容的联结……意识与无意识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态度”。对这个概念的详细解释请参见《心理结构与心理动力学》第一部分中的“超越功能”。——译者注
在这片沼泽中隐含的任务是，我们需要拥有足够强大的意识，能够辨别出“过去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和“我们现在是谁”之间的区别。“我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我选择成为的那个人”，如果一个人说不出这句话，那么在心理层面上，他便无法前进。
中年时爆发的抑郁暗示着生命力被压抑了。
如果雅各想成为自己，那就必须放弃当年那个孩子的合理期待——希望父母接受他本来的样子。如果不放下这个期待，并转而学着爱自己、给自己提供情感支持，那就意味着他还会继续抑郁下去。要走出抑郁，我们往往需要冒风险——鼓起勇气面对我们最害怕的东西，挪走那些阻碍我们自然生长的东西。如果爱德华决定追随灵魂的召唤，他很可能会一头扎进焦虑之中，因为这正是他的内疚试图防御和对抗的，即对孤立感的焦虑——辜负群体的期望会令他孤立。
在这个艰难的抉择面前，我们必须选择焦虑，因为焦虑起码是一条通向潜在成长的道路，而抑郁是停滞，是被生命打败。
果我们被要求扮演的角色与自己的内在形象不符，差异往往就会以抑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我们却浑然不觉。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井中，就很难去潜入井底了。
荣格学派认为，神经性抑郁症（neurotic depression）是有疗愈意义的。心灵的这种表现代表着服务于自性的能量出现了退行。这就像我们在夜间的退行，即睡眠，是为了让身体和心灵恢复平衡，获得疗愈。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身上有某个重要的部分失落了，那我们肯定要回去（或潜入深处）把它找到，带回表面上来，去整合它，把它“活”出来。就像萨满巫师会进入灵性世界，把分裂的灵魂修复好再带回来，以便重新整合，我们也需要找回落下的东西，把它带回表面。
如果我们不曾感觉到这般刺痛，说明心灵可能早就死掉了。刺痛与痛苦都是讯号，说明那些至关重要的东西还在，正等待着我们邀请它回到世界中来。
俄耳甫斯（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重要人物，被视作诗人和音乐家的典范，能用音乐迷住世间万物。他为了拯救妻子而深入地府，用音乐打动了冥王夫妇。——译者注
每一片沼泽中都隐藏着任务。我们需要拿出莫大的勇气，去承认抑郁的价值，去尊重它，而不是试图吃点药把它赶紧治好，或是用其他事物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痛楚中转移开。在心底深处沉潜着的，是有待揭示的意义，它们脱离了意识，但依然是鲜活的。尽管抑郁把能量从意识层面的生活中抢走了，但那些能量并未消失。它们沉在底层世界，就像俄耳甫斯 需要深入地府，去面对那些黑暗的力量一样（或许还要用魅
精神（spirit）与灵魂（soul）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说灵魂是生命的目的性，是大自然给予个体的投资，那么精神就是能量，是力比多，是人生旅程中的厄洛斯
正如马克斯·派珀（Max Piper）所言：“怠惰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拒绝准许自身的存在。” 无论超我与外界环境的要求是多么合乎规范，放弃自身的独特性，把自我的旅程牺牲掉，即是在伤害灵魂。附带的结果就是精神凋萎了。
出于对成功的狂热追捧，对满足期待的强迫性渴望，我们遭遇了倦怠的折磨，以及名为“消沉”的灵魂的衰弱无力。
心灵有两种自主行为：情绪功能，能量之流。
情绪功能告诉我们一件事是否“对劲”。不幸的是，我们太多人早已与这项资源失去了联结，有时甚至会为了高产而故意不听它的指引。 然而，在消沉中，在了无生气的状态中（我们自己正是造成这种状态的同谋），一项名叫“意识”的任务正在轻轻振动。荣格的提问一直在我们耳边回响——这个人在回避什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回避“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在童年时期，我们发觉自己没有力量，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往往记得过于牢固；我们把权威人物和社会规范内化到心里，长大后，身为一只成年的工蚁，我们就像奴隶一样为它们服务。若要违逆它们，我们会感到“非真实的内疚”与焦虑。可是，消沉这种体验，也就是不再运用能量为灵魂服务，让我们与真实的自我渐行渐远。
唯有诚实地观察能量是如何失去的，我们才能追踪到断裂发生的位置。失去的能量是可以找回来的。如果我们选择为灵魂服务，能量就会回来，并服务于我们。听从内心的召唤，活出真正想要的生活——做出这个选择，同时应对生活中所有的迫切要求、实现对他人的承诺，这些责任始终都是我们自己的。消沉是灵魂提出的抗议，它把能量从我们这里撤走，因为它不赞成自我运用这些能量的方式。我们可以无视无意识发出的如此强有力的宣言，但接下来就等着看症状加剧吧。灵魂是蒙骗不住的。那不满的隆隆声虽然令人不快，实际上却是一种友好的警告，提醒我们需要做出改变。当我们作出响应，能量就会回来了。
莱（Shelley）那充满英雄气概的反抗，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中，他曾发出这样的指令：我们应“始终心怀希望/直至希望从绝望中/创造出它心之向往”。同样，曾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显然深知失败、偏见与失去的滋味，他曾说过：“绝望是蠢材得出的结论。”
不，我不要，绝望啊，你这腐朽的慰藉，我不要享用你的盛筵 我不要解开心中最后这几根维系的绳索 就算它们已经快要松脱 疲惫至极的我 不再哀叹“我再也不能”我能 能做点什么 我能期待 盼望白日到来 不选择死去 可是啊 你这可怕的力量啊 你为何待我如此粗暴 用撼世的右足将我践踏？用狮子般的利爪将我扫划？ 用吞噬一切的黑眼睛 扫描我伤痕累累的筋骨 你掀起暴风骤雨 我已匍匐在地 惶然 狂乱 避之不及 为什么啊？是要让我的稻壳纷飞飘散 好露出莹润剔透的谷粒 在那番挣扎之中 纠结之中 自从（似乎是）我亲吻了权杖 应该说是执杖之手 看啊 我的心 积攒起力量 也将欢欣品尝 我想大笑 想欢呼 可为谁欢呼呢？为那位将我猛推重踏的英雄？ 还是为了与他对战的我自己？哦，为了哪一个？还是说，我们两个都值得？ 那一夜 那一年 《诺顿诗选》，第858页。
那如今已经止息的黑暗 可怜的我 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苦苦对战
死亡终结一切 但在这之前 还有一番高贵的事业可干 《尤利西斯》（Ulysses），《诺顿诗选》，第704页。 这方才配得上是 与神争斗的人
但西西弗斯比欺压他的诸神更自由。他选择了推动巨石，而不是屈服于推石头的命运，由此，他将力量从诸神手中夺过，并留住了自己的尊严。在灵魂的这种行为中，人得到的是悲壮（tragic）。
我真可悲！我该飞往哪里，才能躲过 这无尽的愤怒，无尽的绝望？
无论我飞向哪里，都身在地狱；我自己就是地狱。
这里就是地狱，我们自己即是地狱。
强迫性的想法会给人造成伤害，但在有些案例中，它化作欲罢不能的“迷恋”，确实点燃了人的创造性，或是让人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若她真的理解了 谁又能说 筛子里会有什么摇落？ 我或许就将抛却这些贫乏的字句 《文字》（Words），出处同前，第32页。 心满意足地投入生活
切勿把那种强迫性的想法与爱混为一谈；那纯粹是投射，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反映出生命早期亲子关系的某些状况。
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成年人有能力承受那些“无法承受”的东西。比如：“我很孤单，真的很孤单。没人会陪伴我、支持我。”“我会受到伤害
酒徒需要承认，自己在这场较量面前其实并无力量可言。
唯有通过臣服，放下“我能掌控”的幻想，并承受住因此产生的两种痛苦——自我失去掌控感的痛苦，以及原本想要安抚的痛苦，人才有可能从伊克西翁之轮中解脱。这与臣服神的旨意有些类似——“勿按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
一切上瘾其实都是管理焦虑的手段。
身为成年人，为了终获自由，我们或许能够承担起那些无法承担的，想象那些无法想象的，忍受那些无法忍受的。
我们就是地狱，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建造了它，又条件反射地屈从于它。想要找到但丁在那个可
即孩子的脆弱边界无力抵抗外部世界；要么就是名为“匮乏”的创伤，即对于孩子的需求，外部给出的回应并不足够，甚至干脆彻底忽视或遗弃。
在《中年之路》中我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忍受着名为“难以负荷的重压”的创伤，即孩子的脆弱边界无力抵抗外部世界；要么就是名为“匮乏”的创伤，即对于孩子的需求，外部给出的回应并不足够，甚至干脆彻底忽视或遗弃。
认识到自己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成了伤害自己的同谋。
让我们的创伤久久不愈的，正是我们自己。
虽然我们知道何为正确的事，但我们没做。
虽然我们知道何为正确的事，但我们没做。芝加哥美术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里有一幅伊万·奥尔布赖特（Ivan Albright）的画作，名字就叫“那些我该做却没做的事”。
愤怒被意识转化之后，会变成至关重要的能量，它不仅可以用来疗愈创伤，还能拓展灵魂的渴望。只要我们与创伤认同，就会继续卡在受害者的心态中，沉溺在盛怒的苦水中。当我们能够认识到，面前的道路可能被那头名叫刻耳柏洛斯的三头怪兽阻挡了——那只代表着“难以负荷的重压”“匮乏”和“自我憎恨”的疯犬——我们就有可能绕开那个凶神恶煞。
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一个已经死亡，而另一个还无力诞生”
我们的降生就是创伤性的，它是心理上的创口，一个我们从未彻底从中恢复过来的灾难性事件。人生中的绝大多数主题都是对这场灾难性的分离的回应。
假如说 你害怕的东西可以被抓起来 关在巴黎 那么 你就有勇气去往世上任何一地 罗盘上一切方位都向你开放 除了指着巴黎的方向 你依然不敢涉足那座城市的边界线 你也不太愿意站在数英里外的山边 远远望着巴黎城的灯火 在夜色里渐次点燃 为确保安全起见 你决定 干脆远远躲开法国吧 可随即危险似乎逼近了国境线 你感觉到 心中那畏怯的部分 再次将整个世界铺满 你需要这样一位朋友 他知悉你的秘密 然后告诉你 先去巴黎《害怕巴黎》（Fearing Paris），第64页。
我们不敢确定，是不是在某个地方就无意中踩上了它的边界线。条条大路通向的不是罗马，而是巴黎；那座城市也不再是光之城，而是“存在性焦虑”之城。
如果自由地、肆意地去探索自己的天赋，她就会失去脚下的坚实大地；她害怕的是自己的高度与深度，那风险蕴含在“斗胆相信自己”之中。要响应事业的召唤，她就得走出去，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迈向心灵的空间。
饮食失调不仅是意识范围变窄的问题，也是对焦虑的过度补偿。
显然，一个人可以选择把哪些东西塞入喉咙，借此来掌控某些事情——当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不受控制的时候。因此，饮食失调不仅是意识范围变窄的问题，也是对焦虑的过度补偿。
我的神经症是最基本、最原始的防御手段，对抗的是我无法承受的焦虑。神经症固然令我痛苦，但与根本无法承受的焦虑相比，还是能够接受的。
当我们把事情往最坏的地方想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有意识地面对坏事、承担坏事，而是在无意识地小题大做，然后忍受着泛滥情绪的攻击。
Step on a crack, break your mother’s back）。——
通过对狭义焦虑的默许，我躲开了更为沉重的存在性焦虑。
更大的焦虑。如果我身形肥胖，我或许就用不着面对亲密关系
来对抗那压倒性的、海量的焦虑。有些新型抗抑郁药物显示出一定的次级效应，可以
偶尔有些时候，我们会主动选择神经症带来的“继发性获益”，换成委婉的说法，就是“生病也有好处”。在“做作性障碍”（factitious disorder）中，我们假装或捏造出身体上或心理上的疾病。生病了，我们就可以扮演受苦受难的角色，或许就可以避开另一些令人备感压力的要求，因此也就不必面对更大的焦虑。如果我身形肥胖，我或许就用不着面对亲密关系这个复杂又微妙的议题。我或许会慨叹自己命不好，抱怨别人不拿正眼看我，但我也成功地躲在了由身体构成的防御要塞里。如果我有伤残，那我显然用不着去面对生活的挑战，也不会遇到更多麻烦了。通过对狭义焦虑的默许，我躲开了更为沉重的存在性焦虑。
自我疏离的后果就是神经症。或许神经症是无可避免的——说实话，或许人更愿意继续留在无意识的状态里——唯一的解药，唯一的出路，就是去面对神经症在防御的那个东西。我们在躲避什么任务？答案总是能找到的。
我们压制，我们遗忘，我们割裂；我们把自己不喜欢的情结投射到别人身上。
我们也依然是伤害自己的同谋，令心中的创伤久久不愈。“无论我逃向哪里，都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
只要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反应依然还像程序一般，牢牢地安装在我们的“主机”里，无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状况，我们也依然是伤害自己的同谋，令心中的创伤久久不愈。“无论我逃向哪里，都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
正常的焦虑与神经症性质的焦虑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想要充分地、尽情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然会频繁地经受焦虑——作为一个有感知能力的物种，这种感受是我们命中注定的。永远不要因为感到焦虑而嘲笑自己。唯有当焦虑妨碍我们尽情生活的时候，它才能称得上是心理问题。
我一无所求。我一无所惧。我是自由的。”
要踏上人生这趟旅程，拿到车票的代价就是承受焦虑；没有车票，就没有旅程；没有旅程，就没有人生。
心理治疗的任务就是让一个人从“神经质的苦难”转到人生的“正常苦难”之中，所以我们不得不去面对那些无法面对的，不得不去承受那些无法承受的，为那些缠着我们不放的、无法命名的东西命名。
个体化的任务就比一切阻拦我们前进的东西更重要。
个体化的任务就比一切阻拦我们前进的东西更重要。有趣的是，当我们能够坦然接受存在性焦虑，知道自身是脆弱的生物，依附在一颗不停旋转的、于时空中急速坠落的星球上，与此同时，还能感激自己有机会参与这一趟伟大的旅程，此时我们就向着个人解放迈进了一大步。焦虑就像雾一样，让我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走出，就会大有斩获。
对于孩子来说，这般原初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但我们已经长大成年，可以拥有不同的体验了。身为成年人，我能够去有意识地觉察，去直接面对和处理，这些将我从无意识的、往事施加给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真正地察觉到，有些东西比我们恐惧的东西更重要。确实如此。我们就比我们恐惧的东西更重要。这就是勇气的含义。
命运并不等同于宿命。命运代表了一个人的潜能，代表了内在的可能性——可能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命运邀请人们做选择。没有选择的命运无异于宿命。”——
她，以及我们所有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宿命、走向命运 ，将直接取决于我们能从存在性焦虑——它将一直是我们如影相随的旅伴——的手中夺回多少人生。
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历史。
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历史。事实上，我们身上发生过的每一件事似乎依然都还在心灵深处存活着。事件发生的时间越早
亲密关系会无可避免地背上“往日创伤”与“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两副重担。当然，这对我们的伴侣并不公平，但这是避免不了的。
事实上，外部世界里的任何事物——一次偶遇，某种气味，电台里播放的一首歌，在街头无意中瞥见的一张面孔——都有可能激活那些无意识的能量。这些刺激物会马上遇到一个“棱镜”，一个基于过往事件的过滤器。过滤器提出一个问题：“我好像遇到过这种情况？”刺激物或许是独特的，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可心灵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过往体验，它马上就开始搜索类似的状况。身在国外的时候，我们会四处搜寻熟悉的词语或习俗，好让自己感觉舒适一点，这是为了减轻面对未知时的焦虑。不过，无论是身处异国他乡，还是在家里，如果我们基于过往的类似体验，对当下做出不假思索的、
古希腊人认为，我们之所以常常做出害人害己的选择，是因为我们性格中存在缺陷，他们将之称作hamartia，即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天生邪恶，或是故意不通情理，而是我们确实有自我破坏的倾向，一次次地重复原有的模式，再忍受结果的折磨。这个hamartia就是一种心理棱镜，由我们对世界的直观“解读”构成。
这类行为的范围极广：从对战，到逃跑；从解离和否认，到关怀强迫症与依赖共生。
这类行为的范围极广：从对战，到逃跑；从解离和否认，到关怀强迫症与依赖共生。一生中，我们可能会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渐渐地发展出一套特定的惯常策略与反应，来应对有压力的状况。不知不觉间，我们变成了往事的囚徒，我们自己的囚徒。
他不肯付出必需的努力——英雄式的努力——来挺直腰板面对这个情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承受痛苦，夺回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我选择成为的那个人。”该如何穿越沼泽，不再泥足深陷，不再重复过往，也不再更严重地伤害自己，正是我们最后一章的主题。
看清你的想法和感受……那里站着一位强大的裁决人，一位不知名的智者——名字叫作自性。
看清你的想法和感受……那里站着一位强大的裁决人，一位不知名的智者——名字叫作自性。 真理总在较难抵达的那一边。 ——弗里德里希·尼采
我们不断地落入沼泽，然后，通过修习自身的功课，我们看到，命运的召唤，或者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承受住身处沼泽的痛苦，并找出掩藏在泥泞之中的意义。
我自相矛盾吗？很好，那我就自相矛盾吧。我辽阔广大，我包罗万象。”
早一天换上这种心态，对自我感的破坏就会少一点。许多人感到，自己仿佛被置身沼泽的经历玷污了，被它打上了标记，殊不知，左邻右舍也忍受着同样的痛苦。我们会周期性地堕入那个地下世界，如果能够接纳这一点，我们的灵魂会逐渐变得宽广，也能悦纳人生中对立的两极——我们将这种悦纳称作智慧。知识是可以学来的；智慧不是。智慧来自对痛苦的消化和吸收。被消化吸收的痛苦能够拓宽人格，让灵魂的疆域变得广阔。
人就像绳索，一头连着野兽，一头连着超人。这条绳索横亘在深渊之上。危险的跨越，危险的路途。回顾是危险的，颤抖是危险的，停步也是危险的。 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桥梁，而不是终点；人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既是序曲，也是终章。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袖珍版尼采文集》（The Portable Nietzsche），第126页及后。
人类有四样东西 在海上全无用处—— 舵、锚、桨 还有对沉入水中的恐惧 《十四首诗》（Fourteen Poems），《孤寂》（Times Alone），第113页。《思想录》，第242页。
从功能角度说，我们必须面对的这个恶魔就在我们的内心；我们走到哪儿就把它带到哪儿，它把力量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举动中。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在这个意义上，萨提殊·库玛发现：
思维是相当靠
敌人正是自己。人至少要到中年，才能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人需要对外部世界做出诸多投射——职业、关系、社会角色——并且承受投射无效的苦果；人需要犯下足够多的错误，才能渐渐地看出自己的模式；人需要先发展出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才能有胆量向内寻找过往选择的源头。
敌人正是自己。人至少要到中年，才能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人需要对外部世界做出诸多投射——职业、关系、社会角色——并且承受投射无效的苦果；人需要犯下足够多的错误，才能渐渐地看出自己的模式；人需要先发展出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才能有胆量向内寻找过往选择的源头。唯有在此时，一个人才具备了足够的阅历和勇气，去盘点和辨析那些无意识的因果，进而突破旧模式，创造新生活。
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个人历史时——它正在按照自身的独立意志运作——一切就会启动。
此处我说的“哲学”二字，并不是指认知结构，甚至也不是宗教信仰，当然这两者都很有价值，但我指的是情绪层面的延展与拓宽。
她就是深渊，也是绳索。
一切都很遥远 而且早已逝去 我相信 那颗闪烁的星星 在数万年前就已经死去…… 在这浩瀚夜空下 我想走出我的心 我想祈祷 在所有星辰中 必定还有一颗活着吧 我相信
我们必须大笑 我们必须欢唱 我们被世间万物祝福 《自我与灵魂的对话》（A Dialogue of Self and Soul），《叶芝诗歌与剧作选》，第126页。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被祝福
神经症是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因此，我们既不能免于受苦，也不能躲避“经受痛苦、寻找意义”的任务。
我们永远无法获得终极的确定性，永远无法看见全部画面，永远也抵达不了阳光普照的草地。我们透过黯淡的玻璃向外看，而且只能看见零散的碎片。
意义不在于抵达，而在于旅程本身。这就是一个“穿越”了沼泽的人悟到的智慧。
这种渴望或许相当自然，但它也会阻挡我们彻底转变。必须留在桥梁那一头的，是孩子式的渴望：抓住一切安全感不放，不愿踏入未知的世界。我们的船太小，海洋太浩瀚。
着紧绷的绳索（这绳索即是我们自己）跨越深渊。能
着紧绷的绳索（这绳索即是我们自己）跨越深渊。能量已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冒险迈步，踏入前方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蕴含着更多自由，还有更宽广的灵魂；那里就是我们注定要去的地方。
潜入内心极深处时，每一个正常的人类都会心生畏惧，不愿继续；说到底，这种畏惧与抵制是对走向冥府的旅程的恐惧。 ——
我们的心灵生活会频繁地脱离自我的控制，我们必定会被拽落到沼泽之中，而且我们会在那里遭受痛苦。
在每一片沼泽地里，都暗含着一个挑战：发现这片泥泞中蕴含的意义，找出我们在行为或态度上需要做出哪些相应的改变。
我们应当把每个沼泽地都视作待解的命题：我的抑郁
我们应当把每个沼泽地都视作待解的命题：我的抑郁意味着什么？焦虑与我的哪些过往经历有关联？是什么在支配我、控制我？这种态度会让我们主动地面对痛苦，而不是一味地被动忍受。在这样的搏斗中，我们从永久幸福的幻想中，或未曾得到幸福的耻辱感中走出，走向一个或许最为珍贵的礼物——我们领悟到，就算没有幸福，我们也能生活，但没有意义可不行。
荣格认为神经症是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我们不可能免于痛苦，如果我们陷在沼泽地中，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充实自己的养分，我们收获的就只有神经症而已。
本书的第三个原则是，面对沼泽地带来的压力，我们每个人特有的反应模式是条件反射式的，且被过往的人生经历所束缚，因此，为了活在当下，我们必须对自己进行重新想象。
对于活在当下的、有意识的成年人来说，可以做的反应非常多，选择范围很广。但是，激活了的情结会令我们的视野变得狭窄，这是由我们退行的、反射式的反应决定的。我们无法消除情结的活动，因为我们有着充满记忆的个人历史，有自己的世界观，还有一系列后天习得的态度和行为。
我们是深渊，也是跨越深渊的绳索。深渊意味着骇人的自由，意味着广阔得令人生畏的人生旅程，而绳索意味着我们突破过往经验的局限、重新想象自我的能力。
果佛教徒是对的，那么死亡犹如一场糟糕的梦，就像一幅错视画，是自我制造的一个妄念。如果一个人能够超越自我的帝国主义，那么他就有可能超越那令我们痛苦的、生死二元对立的错误观念。如
许死亡是一种莫大的解脱，让
我们能够肯定的是，有一种神秘的进程，它经由我们，寻求自己的充分显化；无论何时，只要我们为内在的神秘服务，就能体验到与外在的神秘的链接。当我们有意识地与这种神秘保持联系，就会活得更充分、更深入。虽然自我时不时地要经受存在性焦虑的冲击，但我们知道，自我只不过是灵魂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
死亡并不是沼泽地，但存在性焦虑是。死亡让人有可能拥有谦卑的智慧。
有一天，一位陌生人会出现在我家后院，与我共享鱼水之欢，并因此与我建立起渴望已久的灵魂联结。
一段关系刚刚开始的时候总是清澈美好的，但我们的情结会污染它，而且，我们会因为对方没能满足这个重大的隐秘渴望、没能实现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期望而变得生气、沮丧和愤懑。
假使我们真的找到了那个神奇他者，最终他或她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威胁，因为这个人会妨碍我们更充分地成为自己。
等待，但无需希望/因为我希望的 可能是错误的东西”
如果我们得到了上天的赐福，活到了中年，并且还拥有余生，那么我们必定已经经历过了不少痛苦。但是，我们也被赐予了修正自己的能力。想要修正自己，我们不仅需要去朝拜帕纳塞斯山（Parnassus）、雅典（Athens）、耶路撒冷（Jerusalem）或苏黎世，我们还要进入沼泽，在那儿能学到的东西最多。
我们每个人都被赐予了一段旅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把这至关重要的“个体化”充分、彻底地表达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被赐予了一段旅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把这至关重要的“个体化”充分、彻底地表达出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有意识地、日复一日地修习这项功课，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找一位心理治疗师做伴，让这个过程更加顺利。当然，心理治疗师也会有自己的创伤，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或她已经对创伤做过了功课，有能力明智地陪伴我们。无论以哪种形式，艰难地穿越沼泽都会是一场教人谦卑也珍贵无价的体验。荣
心理
人格的获得……是面对生命的饱含勇气的举动，是对构成个体的一切的绝对肯定，是对普遍生存境况最成功的适应，再加上最大程度的、自我决定的自由。
更有可能发现这些神性原则的地方，不是在高山之巅，不是在
虽然我们心中有神性，但也同样带有恶魔的成分。
因为人生并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场需要活出来的实验。借由痛苦，我们越来越深入地领悟到生命的意义，这就已经足够了。这些意义令生命变得丰盈广阔，它们本身即是回报。我们无法避开这些灵魂的沼泽地，但是，我们可以因它们给予我们的东西而珍视它们。